这个情节是微信一篇实名的文章刊登出的
但是整个互联网，比如用谷歌搜索，谷歌就隐瞒这篇文章，找不到任何一篇原文
情况大体是这样，被杀的家属向警察局报案，以及当年办案的警察，都因接触过高干子弟杀人的实情，最终邓小平等老人下令，把所有知情的警察，一一枪决
高干和邓小平毛泽东们，还在六四下令屠杀反腐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是工农
文件列出的曾向摩根大通推荐候选人的中国官员包括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副主席郭利根、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国有企业中粮集团(COFCO Corporation)董事长宁高宁，以及国有航运巨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China Ocean Shipping (Group) Co. (COSCO)) 高管孙家康。
上述文件显示，宁高宁的女儿曾于2011年和2012年在摩根大通的香港业务部门实习
时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后担任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总经理的高西庆出现在名单中，显示他于2007年向摩根大通推荐了一名实习生
向摩根大通推荐人选的中国官员中至少有两人已经在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中被调查，分别是中远集团(Cosco Group)前高管徐敏杰，以及曾在中国黄金集团公司(National Gold Group Corp.)和中国铝业公司(Aluminum Corp. of China Ltd.)任职的孙兆学
文件显示，一些实体曾多次向摩根大通推荐人选。作为知名度最高的国有企业之一，中信集团(Citic Group)曾向摩根大通推荐三名候选人最终进入这家银行，其中两名2010年培训生为刘乐飞推荐。刘乐飞是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当时刘云山任宣传部部长。刘乐飞运营一个与中信有关联的私募股权基金，曾经担任中国最大人寿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长，还曾任职于财政部。他还是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 Co.)副董事长
文件显示，摩根大通总共聘任了六名由泰康人寿(Taikang Life Insurance Co.)关联人士介绍的候选人。近年来泰康人寿一直在筹划香港IPO。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还创办了一家拍卖行和一家物流公司，他的妻子是毛泽东的外孙女
2015年8月26日星期三
周小川曾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领袖，这是一个迫害教师、“坏分子”和“走资派”的残暴组织
1966年，周小川从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毕业，同年，文革开始了。据两名知情人透露，周小川曾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领袖，这是一个迫害教师、“坏分子”和“走资派”的残暴组织。只要是过去几十年曾见过周小川的人，都很难相信这位慈眉善目、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男士曾卷入过当年那些暴行。
2015年8月2日星期日
毛泽东的战友们的后代成为资本主义新贵
上述文件显示，宁高宁的女儿曾于2011年和2012年在摩根大通的香港业务部门实习
时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后担任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总经理的高西庆出现在名单中，显示他于2007年向摩根大通推荐了一名实习生
向摩根大通推荐人选的中国官员中至少有两人已经在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中被调查，分别是中远集团(Cosco Group)前高管徐敏杰，以及曾在中国黄金集团公司(National Gold Group Corp.)和中国铝业公司(Aluminum Corp. of China Ltd.)任职的孙兆学
文件显示，一些实体曾多次向摩根大通推荐人选。作为知名度最高的国有企业之一，中信集团(Citic Group)曾向摩根大通推荐三名候选人最终进入这家银行，其中两名2010年培训生为刘乐飞推荐。刘乐飞是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当时刘云山任宣传部部长。刘乐飞运营一个与中信有关联的私募股权基金，曾经担任中国最大人寿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长，还曾任职于财政部。他还是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 Co.)副董事长
文件显示，摩根大通总共聘任了六名由泰康人寿(Taikang Life Insurance Co.)关联人士介绍的候选人。近年来泰康人寿一直在筹划香港IPO。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还创办了一家拍卖行和一家物流公司，他的妻子是毛泽东的外孙女
1990年，王震将军躺在北京一所军事医院里，他告诉一位探访者，他感觉到背叛。
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了一个平等主义乌托邦而战斗，但是他作为共产主义中国的缔造者，拥有的理念被他子女的资本主义道路损伤殆尽——他的子女是金融、航空和计算机行业的商界领袖。
"王八蛋，"他对着探访者，用脏话骂他的子女们。"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儿子。"
他的两个儿子现在计划将中国西北一片谷地开发为一个16亿美元的旅游景点，当年他们的父亲曾经在这儿从饥饿中挽救了毛泽东的军队。南泥湾的度假村包括一个革命主题公园和旅游版的窑洞，当年共产党干部们在窑洞里抵御严寒。
这个项目背后的策划人之一，王军，帮助建立了中国最大的两大国企帝国：中信集团（6030）是一家国有投资巨鳄，解放以来第一家在海外出售债券的中国公司；中国保利集团，一度是军队公司，出售武器，并在非洲开采石油。
如今，71岁的王军被认为是中国的高尔夫教父。他同时是香港上市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共同控制一家典当公司和一家为中国警察、海关和银行提供后台技术服务的公司。
瑞士学校
他的女儿王京京在澳大利亚受教育，在一个商业文件中的家庭住址是一所价值700万美元的香港公寓，部分由中信所有。王京京的女儿，21岁的Clare，在社交网络上详细描述她的生活，从她所上的瑞士寄宿学校到机场商务舱的休息室。她在8月24日贴出的"一日见闻"包括一只Lady Dior的手袋，一双金钉Valentino鞋和一条Alexander McQueen项链。这些饰物价值5000美元，比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半年工资还多。
这个家庭的财富可溯源到王将军和一群坚定的革命者的赌博，他们在中国被尊称为"八老"。1976年老泽东逝世两年后，他们支持邓小平，打赌将中国开放给外部世界会提高生活水平，避免威胁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动乱。
新阶层
在三十年间，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们带领6亿多人脱离贫困，创造了一个居有屋的中产阶级，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是1976年的6倍，1亿人将自行车换成了汽车。
八老们也给党的权威带来了最大的挑战。他们将国家的一些关键资产托付给他们的子女，其中很多人变得很富有。这促成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现在被称为太子党。公众对不公平的财富积累，机会不均等和特权剥削感到愤怒，而太子党现象无疑火上加油 —— 所有这些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
为了揭示这一红色贵族的规模和来源，彭博新闻社追踪了八老的直系子孙和配偶，共103人的财富。其结果让我们得以详细审视中国部分精英层，及他们的成员如何从国家繁荣中获利丰厚。
国家控制
在20世纪80年代，太子党们被选择来运营新的国有企业集团。在90年代，他们进入房地产和国家急需的煤炭和钢铁行业。今天随着中国融合到国际经济中，八老的孙辈们成为私募基金的推手。
彭博新闻社编辑的数据显示，八老后代中26人运营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或在其中担任高管。仅仅三名子女——王震将军之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毛泽东的经济沙皇陈云之子陈元——他们领导或运营的国有公司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
这些家庭受惠于他们控制的国有企 业，当他们拥抱市场经济时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根据彭博社的数据，103人中的43人运营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私营企业高管。
华尔街
贺平直到2010年仍为保利集团董事长，持有该集团香港上市地产公司保利香港(119)2290万股（2008年4月29日）。八老之一，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持有集团在上海上市的另一家地产公司保利地产（600048）价值3200万美元的股票（6月底）。王军持有一家高尔夫投资公司20%的股 份，而他先前运营的中信集团是这家高尔夫公司的主要客户之一。
第三代太子党——八老的孙辈和配偶，很多人现年三四十岁——成功地利用他们的家族联系和海外教育背景，进入私营企业工作。彭博社新闻追踪到，第三代31名成员中至少有11名运营自己的企业，或成为企业高管，大多数在金融或者科技产业。
部分人被华尔街银行雇用，包括花旗和摩根斯坦利。最少有六人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这些公司有时雇佣太子党，利用他们的个人关系赢得商业机会。
不满增加
"中国共产党，差不多被这八个人领导，他们比其他人更强硬，因此得以建立合法性，成为中国统治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说，"现在他们正在失去这一合法性，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婪和自私。"
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最大之一，根据本月中国央行支持的一项调查报告，比分析家们预测出现潜在社会不稳定的水平高50%。抗议、骚乱和其他变故，常常由于地方腐败和环境恶化造成，在五年间增加了一倍，2010年每天几乎达到500起。
"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这些太子党心知肚明，当他们想到改变这个国家，他们感觉绝望，因为这些牢固的利益集团太强大了。"诺顿说。
强盗贵族
中国13亿人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在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治下得以提高。象王军这样的太子党在建设一个巩固这一成果的制度中也扮演了中心角色。
许多中国最富有的人并不需要靠血统来致富。这包括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例如生产饲料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中国最富女性玖龙纸业控股(2689)董事长张茵。
而且，经济快速发展演变为分配不公，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少见。19世纪美国的强盗贵族和俄罗斯后共产党时期的垄断寡头是两个例子。但是，在中国，其领导人仍然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众对机会不均等和精英特权感到不满。
中国的新任领导人，59岁的习近平，自己是一名太子党，是一位革命家和副总理的后代。新成立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有三人属于太子党。
太子党集团
彭博新闻社6月29日报道，习近平大家族积累了大量财产，包括价值3.76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和5500万美元的香港地产。彭博社的网站自此之后就被中国封锁。
即使一些八老的后代也说，他们对他们称之为太子党集团的贪婪感到忧虑。
"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对中国的革命、独立和解放没有任何贡献，"67岁的商人宋克荒说，他的父亲是八老之一宋任穷，1949年解放后掌管中国东北。"现在，一些人利用其父母的地位搜刮钱财。公众当然愤怒，他们有权愤怒。"
薄熙来的下台
此外，人民对政府官员利用其地位腐败感到愤怒。官方新华社12月13日报道，自从习近平上月上台以后，至少有10位地方政府官员因为腐败和性丑闻"落马"。
今年，薄熙来——八老薄一波之子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被开除共产党，被控收受贿赂，而他妻子被发现谋杀英国商人，此后高层腐败成为公众焦点。除非根绝腐败，"这会最终亡党亡国！"上月习近平说，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报道。
政府计划如何处理太子党的影响？他们的行为是否增加了公众的不满？北京外交部没有回应我们的传真提问。
"上梁不正下梁歪，"戴晴说，她被一名著名的将军（叶剑英——译注）收养，与北京许多太子党一块长大。"我们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独立的监督来制止腐败。"
离岸避风港
国家控制媒体和互联网，限制对这些家庭的报道，把他们的商业行为从普通老百姓那儿掩盖起来。在公开文件中找到的信息常常含糊不清，因为他们使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不同的名字。
为了证实这些身份和商业利益，彭博新闻社搜寻了上千页公司文件，财产记录和官方网站，进行了几十次采访——从华南的高尔夫课程，北京邓氏家族的住所，到密歇根州安娜堡郊外的房子。
报告显示，最少有18位八老的后代拥有或运营离岸公司关联实体，包括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还有处于利比里亚和其他秘密管辖治下。
美国的吸引力
尽管八老贬低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几乎半数后代在国外居住、学习或工作，一些在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太子党最早到海外旅行和学习，获得普通中国人不具备的优势。
美国1979年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他们最爱的目的地：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最少有23名八老的后代和配偶在美国学习，其中3人在哈佛，4人在斯坦福。最少有18人在美国实体工作，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和伟凯法律事务所( White & Case LLP)，这一事务所雇佣了一名邓小平的孙子。12人在美国拥有地产。
对于太子党对中国经济的掌控程度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研究中国的学者们估计，大部分的财富和影响力被掌握在少则14个，多则几百个家族的手中。
家族控制
"蒋介石时期有四大家族；现在有四十四个，"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哈佛历史学家麦克法夸克(Roderick MacFarquhar)在谈及这位输给了毛泽东的国民党领袖时说。"改变这一体系需整个国家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人们觉得实在无法忍受了的时候。"
"八老"现都已离世，尽管其中三人活到了90岁。他们在中国的地位与乔治·华盛顿以及托马斯·杰佛逊在美国的地位类似。他们是：
邓小平
王震，养活了毛泽东的军队
陈云，在毛1949年掌权后负责经济
李先念，在结束文革时作出了贡献
彭真，八十年代时重建 了中国的法律体系
宋任穷，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文革后被清洗干部的复职
杨尚昆，1989年执行了邓的指示镇压了天安门运动
薄一波，前副总理，八老中最后一个过世，过世于2007年，享年98岁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革时期被内部放逐，在毛泽东1976年过世，文革结束后逐步掌权，试图在废墟上重建经济。1978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人均165美金，对比同期美国是人均22462美金。看看日本，南韩，台湾和香港的繁荣，八老们周围全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范例。
内战获胜的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已经处决了地主。农场变成了人民公社。工厂归属国家。
八十年代，八老们把这一切反了过来：农民可以出租土地。私营企业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开始规模小，后来逐渐做大。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邓小平孤注一掷。一些"苍蝇和蚊子"是可以被容忍的，现居住在麻省的退休哈佛教授傅高义说，他在2011年著作了一本邓小平的传记。
"更值得信任"
"我们需要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企业，一些工人，一些农民比别人先富起来，"1978年12月，邓小平对聚集在北京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这样说。"如果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先提高了，将必然对他们周围的人产生重要的影响。"
陈云，中国计划经济的设计师，希望党的老人们及其家族依旧掌握对国家的控制。傅高义的书显示，邓小平同意了这一点。
"他确实感到因为这些人拥有更多和党的联系，因此他们更值得信任，"傅高义说。"这些人将绝对忠于党，在紧要关头可以依赖。"
不断向外伸延的帝国
数月之内，王震将军之子王军成为新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负责人。这家公司由荣毅仁成立，意在吸引海外投资，当时国家的外汇储备仅为 8.4亿美元。他随后将其发展为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帝国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目前经营着中国最大的上市证券公司，赞助了一只北京足球队，并进行豪华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达到了3.3万亿美金。
在位于深圳的港中旅聚豪高尔夫球会的一次采访中，王军说这个国家如今实现了其父亲那一代人的希望。
"共产党希望所有人富裕，这样人们的生活才能变好，"11月30号，王军在东风日产杯的会所边抽着雪茄边抿着茶说。"革命的时候，人们要是能吃饱，有暖和衣服穿，他们就非常满足了。"
"但现在人们的愿望也越来越大，"他说。
中国队
跑道以外，王军站在高处俯视着运动员，一个同事为他打伞挡雨。作为锦标赛中国队的队长，他在今年《高尔夫》杂志的世界影响力排行榜上名列第16位，比老虎伍兹还高。
王军说他1986年开始打高尔夫球，因为当时一家向北京第二个高尔夫场投资的日本银行给了他名誉会员的身份。
"中国打开了国门，并且希望外国投资者进来，"他说。"如果一个城市没有高尔夫球场，他们不会进来。"
中信成为了高尔夫球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赞助者，甚至开始进入场地的设计和管理领域。公司文件显示，2008年，王军成为了深圳向前体育管理公司，一家由中信的子公司于五年前成立的合资企业的董事长。他从中信取得了该公司20%的股份。
革命道路
王军没有回应通过邮件发给向前集团的其他问题，包括他的父亲是否表达过对其生意往来的不满。1990年，王震因腿伤在医院疗养。据那时去其病床边探访过他的人说，将军感到非常失落，因为他的孩子偏离了革命的道路。因为害怕被报复，这位探访者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
将军的其它两个儿子，王之和王兵，没有回复发至与他们的高尔夫球队有关系的向前集团的问题。
中信公司没有接受电话采访，也没有回复关于公司与王军的业务联系的传真问题。
彭博社发现，八老中的六个有子女或配偶在中信或其子公司工作。前主席杨尚昆的女儿杨李是一家部分由中信所有的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在公司文件中，她留下的地址是另一个中信子公司所有的位于香港的一所公寓。彭真的儿子傅亮，在中信所有的广播电视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通过其各自相关的中信子公司来采访傅和杨的尝试都失败了。
军火生意
1983年，王军投身军工工业，将中国军方经营的军工厂转变为商业企业。他是保利集团的创办人之一，其它的创办人还有邓小平的女婿贺平。贺平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一名少将。一份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显示，这家公司通过对伊朗、缅甸和巴基斯坦出口武器净赚了亿万美金。
公司网页显示，随后保利集团开始经营煤矿和拍卖行，与法拉利共同经营一家合资企业，为苏丹建公路，以及在北京为海外外派人员建别墅。它同时还拥有一个旅游电视频道以及一家连锁电影院。
八老的亲属中至少有三人在保利工作。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担任总经理。
中文版视窗
我们传真到保利集团在北京的总部，试图采访贺平和王小朝，集团没有回应。我们三次致电王小朝的秘书，无人接听。北京总部一位女士接听了电话，她说贺平已经退休，找不到了。
"全国皆商——党，军队，法庭，检察院，警察"，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Yang Dali)说，他曾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书，"内部人能够一夜暴富。"
王震将军的第三个儿子王之，从他雇主电子部那拿到30万元人民币（48,112美元），制造个人电脑。他后来与比尔·盖茨合作，开发视窗软件中文版。
偷税漏税
"不奇怪那些有关系的人在80年代拿到最好的东西，"侯伟(Fraser Howie)说，他共同著作了《红色资本主义：中国奇迹背后的脆弱基础》，"问题是，20年过去了，他们还能拿到最好的东西，因为还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到1988年，国有企业偷税漏税和投机倒把盛行；1989年8月，《人民日报》报道，"五大"公司被政府调查，随后被罚款。他们包括中信公司和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康华包括数十家下属公司，由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经营的慈善组织创建，邓朴方如今68岁了。
学生和工人们对太子党的特权和不断增长的财富越来越不满。邓小平开创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活力。在城市，工作单位仍然提供一切，从住房、医疗到学校。1988年通货膨胀达到18.8%，侵蚀着人们的收入。愤怒甚至到达了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
秘密签证
在天安门广场抗议前夜，八老陈云的儿子陈元当时是中国央行副行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政策银行董事长），他利用在白宫的关系，秘密帮助他儿子搞到了美国签证，送其到美国一个私立著名寄宿学校；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不让离开这个国家。
陈元的联系人，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说他可以帮忙，并联系当时的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现在已过世)。包道格说他被李的反应吓了一跳。李洁明告诉他，这么干会激起大使馆中国雇员的愤怒。
天安门广场
"我才发现大使馆的职员，特别是中国人，多么痛恨太子党牟利，"包道格说，现在他是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会副总裁。
公众的愤怒在1989年春天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涌入天安门广场。在中国之外的观察家们通过电视，主要看见游行队伍呼吁民主，而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力说，高干的特权子女也是人们的目标。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演讲集和其他作品回忆，示威者甚至挑战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致残），他们发放传单， 指控邓朴方的公司偷税走私。
自从八老们十年前押注经济改革以来，这是对他们的中国计划最大的威胁。
5月底，邓小平把老人们叫到他家。他们缔造的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毁灭，面临这种局面，邓小平和其他革命老兵们转向军队来恢复秩序。6月4日，坦克开入北京城区，民主运动被暴力粉粹。
六四镇压有效地熄灭了公众对抗腐败的运动，鲍彤说；他是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在镇压前几天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在监狱被关押了7年。
茅台、香烟
"党掩盖腐败，容忍腐败，对其不闻不问，甚至鼓励腐败，"鲍彤在12月11日北京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鲍彤认为，今天的腐败要比上世纪80年代严重得多。
"刚开始腐败不严重，也就一瓶茅台，两包中华烟，"80岁的鲍彤说，"现在一个价值100亿元的公司能被10亿元买走，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可能太骇人听闻了。"
中国领导人也处理了一部分示威者的抱怨。中信被审计，罚款。康华发展被解体。党中央发布了指令，严禁高干子女从商。
太子党的反弹
禁令并没有长时间止住八老子女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当邓小平启动新一轮经济浪潮，太子党的机会来了。当新工厂和城市扩张改变着中国大地，他们跃入快速发展的行业，包括物资业和房地产业。
邓小平的两个孩子——62岁的邓榕和她的弟弟邓质方——是进入房地产业的先行者，甚至在1998年大陆房屋市场商品化的新政策之前。在邓榕陪伴其父亲进行那次著名的1992年南巡，展示新兴出口中心深圳的成功之后两年，她到香港去推动之前在深圳领导的新地产开发项目。
据《南华早报》头版新闻报道，这栋32层大楼的一些公寓价格达到每座24万美元。公司记录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末，公司的一半资产由两个人所有，这两人与邓榕的弟媳刘小元和王震的孙女王京京同名。
邓榕和邓质方对我们传真到他们在北京的办公室的问题没有回应。通过刘小元的一家关联公司，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王京京不回应送到她北京办公室的问题，一位访问两处地点的记者被告知，她不在那。
官办企业
"邓小平南巡后，许多国有企业、政府办公室、警察和军队开始开办服务业，象旅馆、旅行社和房地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他研究20世纪90年代某省公安厅如何使用上亿国家资产成立一家房地产公司。他说，官员警告他可能会被杀掉，他被迫停止研究。"当你到达最高领导层的子女或者亲属那个级别，你基本上已经到达核心部位。你无法调查下去。"
当政府机构开办的企业到大陆新成立的股票市场上市，市场的增长将越来越多的官僚转变为自由市场资本家。还有一波上市潮驱动企业到香港上市。
稀土
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曾经是国有金属企业的高管，1993年成为一家下属公司董事长，公司在香港上市。
他成为冶金部副部长，中国钢铁协会会长，同时成为在奥斯陆上市的金辉船务有限公司的荣誉董事长，担任在香港上市的江西铜业(358)和其他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
吴建常的公司和邓小平的另一位女婿张宏拥有的公司，合伙从GM手中购买了稀土磁矿材料主要制造商麦格昆磁。收购麦格昆磁并关闭其美国制造工厂帮助中国实现了邓小平掌控稀土矿市场的目标，现在这种材料应用在美国灵巧炸弹、风涡轮机和混动汽车中。
"证据确凿无疑：八老的直系家庭和后代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间，从国企市场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财富、权力和特权，"Glenn Maguire说，他曾在香港担任法国兴业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沿着父亲的脚步
第三代太子党中只有两人进入国企，其他大多数直接进入私营企业。中国2001年进入世贸组织带来了10年平均10.6%的增长，太子党们大有可为。
邓小平38岁的外孙卓泝，步他父亲吴建常的后尘进入了金属行业。他领导的公司购买了一家澳大利亚铁矿的股份。
名片显示，卓泝是易简投资的董事长，中国和香港的公司记录也将他关联到这家公司。作为2008年一项交易的一部分，易简投资拥有160万股，或0.83%金西资源(GWR)的股票，这家澳大利亚公司2012年年报显示。
太子党们也利用他们的海外教育和国内联系达成金融和商业交易。据彭博社数据，在31名孙辈和配偶中，至少有12名在金融业工作，包括6位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行业。
名牌学校
当陈元的子女成年，他监管着他自1998年就运营的中国开放银行的扩张，其资产达到1万多亿。
他的儿子陈小欣，又叫Charles，在麻省康科德中学(Concord Academy)毕业后，进入康奈尔大学，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获得MBA学位。他在香港花旗工作，然后进入盘实资本，一家私募股权公司。
他的妹妹陈晓丹，又叫Sabrina，进入麻省泰伯高中(Tabor Academy)念书，其寄宿学生的学费如今是大约5万美元。她然后进入北卡杜克大学，在哈佛拿到MBA学位，今年早些时候毕业。
陈晓丹
她曾在纽约摩根斯坦利工作。今年，一家欧洲私募基金公司帕米拉咨询公司(Permira Advisers LLP)在香港雇佣了她。帕米拉去年和她父亲运营的中国开发银行签署了伙伴协议。两家公司同意寻求在中国的投资机会，支持希望在欧洲扩张的中国公司。
总部在伦敦的帕米拉女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说，陈晓丹的受雇并不构成利益冲突，如果出现冲突，公司将按照股东的最佳利益进行管理。陈晓丹不回应打到她公司的电话。
中国开发银行还没有与帕米拉公司进行什么业务，因为陈晓丹"刚就职一个月，她不可能涉及什么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活动，"银行在12月14日的传真回复中说。
最少一位投资者发现，不知道八老家庭成员的身份会是个麻烦。
"我不知道的东西"
Yemi Oshodi，当时是纽约 Wallachbeth资本的总经理，他劝告其客户做空一份2011年收购哈尔滨电机的建议书。该收购由中国发展银行4亿美元贷款提供财务支持。
Oshodi说，他相信银行最终不会提供这笔资金，因为对这家美国上市的中国电机马达公司的收购价太高。哈尔滨电机股价在2011年6月份曾在一天内下跌50%以上，当时它受到短线操盘手阻击，后者质疑其财务声明的准确性。
"我只是不相信银行能够提供不安全贷款，"Oshodi说。"我自己想啊想，明显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没理由银行会提供这笔贷款。"
这笔交易成交了。
Oshodi不知道的是家庭关系。这笔交易部分由盘实投资提供金融支持，陈小欣在这家私募基金公司任总监，几个部门都参与了这笔交易。
否认利益冲突
如果他知道盘实和银行的家庭关系，他可能会赌另一个方向，Oshodi说。这种关联"绝对应该披露"，他说。
盘实合伙人杨向东(Donald Yang)拒绝置评。中国开发银行在传真回复中说，陈小欣已经离开盘实，从未参与任何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业务。哈尔滨电机不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39岁的陈小欣未回复我们给他北京公寓里的留言，他的公寓位于中国开发银行总部向北两个街区。华盛顿的美国证监会未给出评论。
了解家庭关系的威力至关重要，作家侯伟说，他曾担任总部在新加坡的里昂证券亚太市场总经理。"改革并未使得市场匿名，"他说，"他们使得知道你和谁打交道变得更加重要。"
离岸投资
中国新贵族的财富和联系通常隐藏在强调隐私的离岸地。
叶静子，一位传奇解放军元帅（叶剑英——译注）的孙女和王震将军的孙媳妇，将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带到中国，在上海举办了城市街道赛车。
鲜为人知的是，37岁的叶静子还是辽宁星际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计划使用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巨头国油石化(PCHEM)提供的技术，在中国东北制造汽车发动机。根据公司文件，星际动力的唯一投资人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我们尝试联系叶静子，但是不成功。马石油未回复我们的电子邮件问题。
太子党第三代成员部分成员的生活方式跟上了国际富有阶级的潮流——他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的寄宿制学校的同学们。
2006年，陈晓丹出现在巴黎名媛成年舞会现场，根据舞会网站，她与比利时王子和意大利女伯爵共舞；这成为新闻头条。
'资本主义环境'
"现在这些子女们基本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长大，他们更加远离消灭阶级社会和任一乌托邦梦想，"毛泽东的前翻译，如今91岁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说。当八老还是反叛者，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时候，李曾与他们住在一起。
第三代中另一位成员，邓榕33岁的女儿卓玥，现在关注慈善。
上个月，她帮助组织了北京一个慈善宴会。高官显贵们坐着白色的宝马轿车参加，车门上印着"宝马贵宾服务"。宴会厅外大堂出售着标价1万6千美元的瑞士宇舶腕表。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和前英国总理布莱尔参加了宴会。
破土动工
在 从北京向西南700公里的南泥湾，根据政府网站，王震将军的儿子计划在这开发度假村，乡亲们错过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机会。一些人还住在只有一间房的水泥屋， 也没有取暖设备。相比之下，向北40分钟山路到延安城，现代化楼房拔地而起；70年前，八老就是在这儿帮助毛泽东建立叛军，推翻中国国民党统治。
两年前，乡亲们围住了王氏兄弟，他们面积265平方公里的项目破土动工，项目旁边是一个纪念王震将军359旅的博物馆。根据一名延安老兵1982年的回忆，王震的部队靠"野菜和草根"才活下来。
"我们永远记得南泥湾人民的深厚情谊，"根据政府网站报道，王军在动工仪式上说，"我们有责任为老区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这一保证给了乡亲们希望。现在，他们在想项目是否能够执行下去，创造新的就业和现代化的房屋。
"南泥湾很有名，但是它没有给当地人带来什么，"惠延军（音）说，他每个月大概拿到400美元的抚恤金。"过去，所有的工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基层战士还是领导，大家吃住在一起。现在不一样了。"
成龙
惠延军等待着他生活中的变化；而将军的曾孙女，Clare王在社交媒体上广播她生活中的变化：晚上赶着做她在悉尼大学建筑课上的设计项目；在日本的温泉酒店度假；21岁生日的新围巾；她把头发染成了宝蓝色。
二月份，她上传了一张和影星成龙的照片，她说这是在她的绘画展上。当我们电话联系Clare时，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她在电子邮件上说，她尊重她的曾祖父，而没有回答其他问题。
12月6日，她发了条微博，秀她新修的指甲。同一天，公司文件披露，深圳宝德尊投资投资有限公司迎来了新任董事长，这家公司部分持有她母亲王京京的在线支付公司的股票。
新老板？一位名叫王吉湘的人。Clare的中文名字。
文革中还有大批的人自杀，其中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著名记者范长江，著名作家老舍，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含)。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高皋现在回忆起文革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打死人，抄家，在思想上的压迫、压抑。”
文革期间，中国各地各种造反派别之间曾经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当时的说法叫“武斗”。这种武斗远远超出了人们印象中的街头斗殴和黑社会械斗的程度，而是使用包括坦克和高射炮等现代武器在内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的军队也曾经部份卷入这种武斗。后来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军队也曾经对一些武斗派别进行过无情的镇压。
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但是各方的估计是大约二百万到一千万人之间。受到文革冲击、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估计有1亿6千万到两亿人。而中国当时的人口不到8亿人。
要知道，这并不包括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下放干部和家属。
但是中国当时的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就提出了造成灾难的“人祸”问题。当时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曾经积极推动毛泽东的狂热政策。就连后来对“大跃进”提出批评的彭德怀也曾经是积极推动者之一。不过，看到“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以后，激进的毛泽东和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人为代表的务实派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他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写的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曾经指责这次七千人大会是右倾。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毛泽东曾经表示，“‘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他的妻子江青在文革初期也曾经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因此，很多研究文革的专家认为，毛泽东在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以后就开始计划打倒刘少奇了。
促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动机是国际因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苏联，国际共运的领袖、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赫鲁晓夫在三年之内先后扳倒了两位斯大林的接班人，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强烈批评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和大清洗的错误。然而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又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对斯大林死后进行的批评以及苏联领导层内部的斗争使毛泽东开始担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自己的身边，随时可能对自己“大跃进”的失误进行批判，夺取自己的权力。而他怀疑的对象就落到刘少奇及其同党的身上。正如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所说：
“赫鲁晓夫的下台给毛泽东敲响了警钟。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到哪一天也会把毛泽东弄掉。”
然而，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四清”运动整治的都是一些基层“小虾米”，并没有朝毛泽东希望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感到通过正常的党务系统难以解决问题，只好通过一种非常规的运动来除掉这一大批他认为与他离心离德的官员。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毛泽东就对自己的选择提出了质疑。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嫌隙。那是1962年1月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当时，毛泽东的一场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级官员怨声载道。曾经热衷于大跃进的刘少奇在会上对大跃进提出了一点批评。
不过，大饥荒过后，由于中共官方从来没有公开承认大跃进的失败，而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同时中共还继续神化毛泽东，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因此中国人并没有把这笔帐算在共产党、毛泽东头上，而是跟着官方宣传把帐算在“自然灾害”头上和省级以下的干部头上。他们认为，“自然灾害”和这些干部欺上瞒下、贪污腐败导致了这场大饥荒。而毛泽东则仍然是他们的“贴心人”和伟大的领路人。
这似乎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他对当年被迫自我批评耿耿于怀，正希望有机会把这场大灾难的过失推卸到那些他认为执行他的政策不力的官员身上。于是，在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此时，刘少奇已经受到毛泽东的指责，说他顶不住右倾压力。听到毛泽东发出搞阶级斗争的号召，刘少奇迫不及待地积极响应，坚决贯彻。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这场后来被称为“四清”的社教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要“搞一个阶级斗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打不住。”
1964年8月5号，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
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在这场运动中，一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倡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平反。
然而，刘少奇极左的表现并没有讨得毛泽东的欢心。毛泽东想把四清的矛头对准新的敌人--“走资派”，要把这股祸水引向上层，强调“根子在上面”；而刘少奇却把矛头对准传统的敌人--“地富反坏右”和党内的“小虾米”，最多只是调整了几个省级官员的工作。
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刘冲突公开化、白热化。先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身体不适，邓小平劝毛可以不必参加会议。后是毛泽东在会议中声称四清中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坚持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在会议上，刘少奇打断毛泽东的插话，同毛发生争执。结果，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掏出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毛泽东甚至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毛泽东1970年12月18号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说过，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就是在1965年1月那次会议期间下定的。
在1966年的6月和7月刘少奇领导中共的文革期间，全中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有1万多个学生被打成右派，两千多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文革的参与者刘国凯说：
“1966年的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了第二次反右，整了很多很多的人。那次反右比第一次反右还要恶劣。第一次反右是要人家说话，说完了再说你这个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就这样来批斗。第二次反右根本没叫人说话呀。而是翻档案。谁的档案黑一些，谁就是。然后组织一些积极分子进行官方大字报的围攻，把他揪出来了。其实没说话就揪出来了。学校里面凡是给工作组提了意见的都打成反动学生。”
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极左表现并没有使自己免遭厄运。1966年7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立即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指责。8月4号，毛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刘“镇压群众运动”。第二天，毛抛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且重新排列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几个月以后便被彻底打倒了。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这是继中共中央在早些时候发出《5.16通知》以后的第二个发动文革的正式文件。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中国南方回到北京，要踢开刘少奇，开始真正的文革了。本来，刘少奇在指导初期文革的时候，每一个步骤都请示过毛泽东，而且得到了毛的首肯。然而毛泽东从南方回来之后对这些只字不提，反而指责刘少奇派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
1966年7月28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学生以“红卫兵”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并且附上了他们的两张大字报，请求毛泽东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他们在大字报中引述了毛泽东1939年12月在延安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当年要推翻一个政权，主张造反有理。二十多年以后，他的红卫兵要再次造反，为毛泽东清除党内的“异己势力”。8月1号，毛泽东给这些红卫兵复信，表示坚决支持“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于是，以首都北京的学生为首，中国各地的大中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8月18日， 毛泽东身着解放军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上百万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城楼上下“万岁”声鼎沸，毛泽东兴奋地说，“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又连续七次在北京接见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最多的一次接见了250万红卫兵。八次接见的总人数达到将近1200万人。
各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受到揪斗、批判、游街羞辱和殴打。红卫兵开展“破四旧”活动，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一切被认为是“四旧”、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场所和物品都受到破坏，包括教堂和寺庙、文物古迹、书籍字画等等。由于造反的红卫兵以学生为主，因此各级学校的负责人和老师受害尤为严重，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打死，还有很多人由于不堪虐待、羞辱和折磨而自杀。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之一高皋回忆说：“在我们学校，刚刚一开始，那些红卫兵，特别是女红卫兵，在我们的礼堂当场打死了一个我们附近的医生。”
红卫兵抄家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
高皋说：“66年文化革命刚开始，我们家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被抄的，而且整个家里头，几个大汽车给搬得一空，地都挖了三尺。但是实际上我们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
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因为这场造反行动而再次受到株连。
高皋说：“我们家当时有一个阿姨，也是我们亲戚，她是出身于地主，结果当场给她剃成一个阴阳头，把她赶出北京。为了让她走的(安全)，我还记得我给她做了一个帽子，一半是假发横在那儿。这样让她能够少受点折磨。哪知道，一上了火车，她的帽子就被摘下来了，一路打，打到老家。”
美国海波因特大学教授邓鹏博士回忆说：
“我有一个同事，出身不好，他的父母是地主。文革初期，他因为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出了一点差错，就受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他受到不公待遇的时候，受到其他红卫兵攻击的时候，他这个事情就很容易牵连到他的家庭出身上。这个同事显然丧失了理智。他回到他的老家，和他的弟弟一块儿到他父亲的坟墓那儿去，把他父亲的坟墓掘开，挖出父亲的尸骨，然后用锄头把父亲的头盖骨，尸体的头盖骨给敲碎了，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恨。”
“毛泽东1970年12月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的时候，他很明确地告诉斯诺，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拿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和小学教师开刀。斯诺，我不知道他懂没懂开刀的意思，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中国人也是知道的。这个开刀不是比喻性的说法，是真的，就是杀人见血的。他就是这样明明确确告诉大家的。”
“从8月5号到8月18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前，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以及101中学一个美术教师，叫陈葆昆。然后在8月18日那一天，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然后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然后毛泽东说：“要武嘛”。
“在北京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帮助下， ‘首都三司’的，他们的串连和组织下，就成立了‘工总司’。其实成立‘工总司’的时候，说老实话，真可怜，就是二十多个人啊。当初其实是一个红卫兵把我们召集起来，说是听听你们上海工人的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来红卫兵就说了，特别就是那个，我记得，鲍普(？)，中央美术学院的，他就说了：‘你们要靠红卫兵干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们自己成立一个造反组织嘛。’就这样，就想起成立一个组织，就成立了上海‘工总司’。”
*踢开党委 两派对立*
本来，中共的《十六条》还规定文革是在中共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但是在1966年10月5号，根据毛泽东的副手林彪的建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不让军队院校的党委领导文革。中共把这个指示转发给全中国。于是，中国进入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时期。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指示自己的副手，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说：“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
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接见中共军委人员，要求军队“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1967年1月23日，中共发出《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在毛泽东的亲信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直接操纵下，以王洪文、潘国平等人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1967年1月6号掀起所谓的“一月风暴”，率先全面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权力。毛泽东在1月8号发表讲话对这种行动表示支持，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他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向上海造反派发贺电，号召全国学习上海的经验。
从此，文革进入造反派“全面夺权”时期。“夺权”之后纷纷成立了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取代过去的党委和政府。“革命委员会”由军队人员、被认为是“革命干部”的老官员和造反派派出的所谓 “革命群众代表”组成，当时被称为“革命的‘三结合’”。
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各地的造反派之间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和权力而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就是人们所说的“武斗”。
当时人们最喜欢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就是：“革命不是请客 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各派在武斗中动用了从大刀、梭标等原始武器到坦克大炮等现代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相互残杀。四川的武斗尤为激烈。
中国军队所谓的支持左派的行动实际上助长了武斗的发展。到了1968年9月5日，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这种“革命委员会”，中国官方媒介当时欢呼说“全国山河一片红”了。此时，毛泽东又动用军队制止武斗，试图恢复秩序。
就是在这个时候，这场风暴中最大的“走资派”，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当时有71%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反党分子”，97名中央委员中，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个人，还不到半数。当时中共官员受到冲击的程度可略见一斑了。
至此，毛泽东文革的最大目标已经达到了，刘少奇和其他毛泽东认为应该打倒的中共官员已经都被打倒。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手，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刚刚开始呢。
1966年12月26号，文革热潮中的毛泽东73岁生日。一贯不喜欢做寿的毛泽东令人意外地请了一次寿宴。受到邀请的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部份成员。席间，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站起来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乾杯！”
毛泽东的话绝不是一句戏言。就在毛泽东预祝全面内战四天以后的1966年12月30日，上海两个对立的造反组织发生了号称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流血冲突。
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夺取了枪支，准备夺权。当权派请出军队支援。结果双方发生枪战，两天之内一共打死29个人，打伤80个人。
1967年，中国的造反派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开始全面夺权，随后便出现了权力分配之争和政见之争，多数地方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双方的分歧常常发展到势不两立，最后演变成大规模武装冲突。
在所有的武斗中，双方忠于的是一个领袖，就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双方都抱着同一个目的，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偏偏不认同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跟着他走的。毛公开把群众组织划分为左派组织、或者叫造反派，和右派组织、也叫保皇派。毛泽东要支持左派组织压倒右派组织。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指示林彪说“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于是，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3号发布了军队支左决定。可以想象，武装部队公开介入武斗派系之间的斗争只能使武斗更加严重和复杂化。
“720事件”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十分紧张。毛泽东没有料到造反派和军队公然对抗中央文革。他在1967年8月4号写信给江青，认为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
记者问：“也就是说，当年所谓的造反派冲击军事设施，抢武器，抢枪，实际上军队当时并没有坚决地保卫这些武器，不让抢走。”
高文谦说：“对，整个的根子就在于毛的‘武装左派’这四个字。”
从1967年8月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
不过，从1967年9月开始，毛泽东改变了要求军队支持左派的做法，转而要求军队“支左不支派”。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不过，尽管中共在1967年曾经先后发过一些指示，要各派停止武斗，而且做过一些实际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仍然不忘要“武装左派”。例如，中共1967年的“九五命令”要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但是毛泽东在批示这个文件时继续肯定了“武装左派”的口号。
于是，在各地造反派组织抢军火库的时候，军队并没有得到坚决制止的命令，因此要么主动送武器给造反派，要么眼巴巴地看着武器军火被抢。1968年7、8月份在广西梧州市，造反派有一次竟然从军队那里一次就获得了700多支枪。也就是在这一期间，这里发生的一场武斗导致1470多人死亡。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
种种事实显示，直接促成武斗发生和升级的不仅仅是江青，更重要的是她背后的毛泽东。
有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尚方宝剑，各地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地斗起来。1967年8月4号，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的总部，导致18人死亡，将近1000人受伤，其中一百多人残废。
据说，毛泽东看到了这场武斗，而且武斗的组织者王洪文因此而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王洪文日后得到毛泽东的青睐产生了重要作用。
四川的武斗，尤其是重庆地区的武斗更是动用了各种轻武器以及高射炮、大炮和坦克。在武斗中的死伤人数数以万计。
不过，残酷的武斗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担忧。1968年3月15号，周恩来、江青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四川军政官员，当时四川省的负责人，中国军队成都军区的政委张国华反映“武斗厉害”，“成都也打仗，是学生多”。江青说，“小青年嘛，爱玩枪。”另一位官员反映说，武斗中使用了当时中国最新式的双管高射炮。江青轻松地说，“不过打一打也好，练习练习。”
然而到了1968年，毛泽东真地要制止武斗了。
高文谦说：“那么到了68年的时候或者说67年9月份以后，毛巡视南方之后提出来大联合了。他在当时判断啊，刘邓大体搞得差不多了，各省市的阵线也都分明了。各省该保谁，该打谁在中央那边，线已经划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下面这两派，你放纵起来以后，他们并不听招呼，这个历史还有一个惯性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就是苦口婆心讲，要大联合，可是没有人听啊。
“所以毛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急呀。而毛当时自己设的时间表，到了1967年7、8月间，他讲文革就是三年嘛。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扫尾。到了68年的时候，整个的局势是各地的武斗打得不可开交，久拖不决的局面。所以毛当时就反过来又要大联合了。”
1968年7月3号和24号，中共分别发布了关于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1968年7月27号，毛泽东亲自下令组织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入当时武斗激烈的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并不知道这些工人是毛泽东派来的，于是进行了抵抗，结果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731人。
7月28号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和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当年预祝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现在祭出“人民”制止武斗了。他说，“现在......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他警告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也不是戏言。
记者问：“后来军队实际上对一些造反派还是进行了镇压，比方说，大概最著名的，就是对广西的那个派，叫做‘四二二派’吧，对那个派镇压，据说杀了很多的人。
文革三年左右的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呢？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报导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报告中说，“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
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专家丁抒在《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一文中估计，文革武斗的死亡人数大约在30万人到50万人之间。
毛泽东的话绝不是一句戏言。就在毛泽东预祝全面内战四天以后的1966年12月30日，上海两个对立的造反组织发生了号称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流血冲突。
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夺取了枪支，准备夺权。当权派请出军队支援。结果双方发生枪战，两天之内一共打死29个人，打伤80个人。
1967年，中国的造反派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开始全面夺权，随后便出现了权力分配之争和政见之争，多数地方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双方的分歧常常发展到势不两立，最后演变成大规模武装冲突。
在所有的武斗中，双方忠于的是一个领袖，就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双方都抱着同一个目的，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偏偏不认同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跟着他走的。毛公开把群众组织划分为左派组织、或者叫造反派，和右派组织、也叫保皇派。毛泽东要支持左派组织压倒右派组织。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指示林彪说“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于是，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3号发布了军队支左决定。可以想象，武装部队公开介入武斗派系之间的斗争只能使武斗更加严重和复杂化。
“720事件”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十分紧张。毛泽东没有料到造反派和军队公然对抗中央文革。他在1967年8月4号写信给江青，认为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
记者问：“也就是说，当年所谓的造反派冲击军事设施，抢武器，抢枪，实际上军队当时并没有坚决地保卫这些武器，不让抢走。”
高文谦说：“对，整个的根子就在于毛的‘武装左派’这四个字。”
从1967年8月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
不过，从1967年9月开始，毛泽东改变了要求军队支持左派的做法，转而要求军队“支左不支派”。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不过，尽管中共在1967年曾经先后发过一些指示，要各派停止武斗，而且做过一些实际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仍然不忘要“武装左派”。例如，中共1967年的“九五命令”要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但是毛泽东在批示这个文件时继续肯定了“武装左派”的口号。
于是，在各地造反派组织抢军火库的时候，军队并没有得到坚决制止的命令，因此要么主动送武器给造反派，要么眼巴巴地看着武器军火被抢。1968年7、8月份在广西梧州市，造反派有一次竟然从军队那里一次就获得了700多支枪。也就是在这一期间，这里发生的一场武斗导致1470多人死亡。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
种种事实显示，直接促成武斗发生和升级的不仅仅是江青，更重要的是她背后的毛泽东。
有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尚方宝剑，各地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地斗起来。1967年8月4号，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的总部，导致18人死亡，将近1000人受伤，其中一百多人残废。
据说，毛泽东看到了这场武斗，而且武斗的组织者王洪文因此而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王洪文日后得到毛泽东的青睐产生了重要作用。
四川的武斗，尤其是重庆地区的武斗更是动用了各种轻武器以及高射炮、大炮和坦克。在武斗中的死伤人数数以万计。
不过，残酷的武斗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担忧。1968年3月15号，周恩来、江青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四川军政官员，当时四川省的负责人，中国军队成都军区的政委张国华反映“武斗厉害”，“成都也打仗，是学生多”。江青说，“小青年嘛，爱玩枪。”另一位官员反映说，武斗中使用了当时中国最新式的双管高射炮。江青轻松地说，“不过打一打也好，练习练习。”
然而到了1968年，毛泽东真地要制止武斗了。
高文谦说：“那么到了68年的时候或者说67年9月份以后，毛巡视南方之后提出来大联合了。他在当时判断啊，刘邓大体搞得差不多了，各省市的阵线也都分明了。各省该保谁，该打谁在中央那边，线已经划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下面这两派，你放纵起来以后，他们并不听招呼，这个历史还有一个惯性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就是苦口婆心讲，要大联合，可是没有人听啊。
“所以毛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急呀。而毛当时自己设的时间表，到了1967年7、8月间，他讲文革就是三年嘛。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扫尾。到了68年的时候，整个的局势是各地的武斗打得不可开交，久拖不决的局面。所以毛当时就反过来又要大联合了。”
1968年7月3号和24号，中共分别发布了关于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1968年7月27号，毛泽东亲自下令组织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入当时武斗激烈的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并不知道这些工人是毛泽东派来的，于是进行了抵抗，结果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731人。
7月28号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和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当年预祝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现在祭出“人民”制止武斗了。他说，“现在......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他警告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也不是戏言。
记者问：“后来军队实际上对一些造反派还是进行了镇压，比方说，大概最著名的，就是对广西的那个派，叫做‘四二二派’吧，对那个派镇压，据说杀了很多的人。
文革三年左右的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呢？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报导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报告中说，“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
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专家丁抒在《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一文中估计，文革武斗的死亡人数大约在30万人到50万人之间。
回首文革(6)：接班人之死─刘少奇
十年文革，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成为文革的头号冤案。而打倒他的正是中共主席毛泽东。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做修改党章报告时第一次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列入中共党章，成为和马列主义并列的中共的指导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成为中共排名第二的领导人物。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做自我批评。刘自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当时坐在幕后的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须知，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要打倒刘少奇。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副主席职务被取消了。他在排名上退到了第八位。从此以后，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
不过，有人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可能并没有想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还是保留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毛曾经制止贴刘的大字报。在1966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还制止叶剑英等人过于激烈地批刘少奇。毛泽东在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
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
事实是，在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五天以后的1966年12月18日，毛泽东的亲信、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让他发动打倒刘少奇的运动。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人们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这位刘主席原来是毛主席最大的死敌。
1967年元旦这一天，在戒备森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造反派竟然将大字报贴进了刘少奇的住宅。
1月3日，造反派在刘少奇的住宅里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
7月18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揪斗刘少奇大会。
8月5日，在中南海内，中央文革批准召开了三场批斗大会，分别批斗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从此，刘少奇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9年，中国和苏联发生边界冲突，两国之间剑拔弩张。中国高层十分紧张，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军委1969年10月18日下达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中国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将中央负责人和一些老干部疏散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中国官方说，林彪、“四人帮”借这个名义将一些政敌赶出北京，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刘少奇。实际上，《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战备疏散是毛作出的决定。把刘少奇紧急从北京送到开封。送的是谁呢？就是汪东兴的人。而且据说一开始随着刘少奇去的也是当时监管刘少奇的从北京去的那拨人。那一拨人，就当时的人回忆讲，他们那个时候对刘的药品的治疗、护理还是比后来要好。后来的情况，病急剧恶化就是因为接到北京的命令，全部返回。这样就把刘少奇交给了当地某个野战医院，那条件就更差了。所以非常快就死了。”
中共官方说，是林彪、“四人帮”将刘少奇迫害至死。不过人们在今天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幅更完整的画面。
的确，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难辞其咎。1968年9月16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提交了三本含有大量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材料的批语当中使用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的字眼。9月19号，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不过，应该承担责任的人绝对不止是林彪和江青。文革专家高文谦：
“我觉得周恩来也应该负责任。周恩来一个是他本身的地位，他是党内第三号人物。再有一个，他实际上是日常工作的主持者，所以很多情况他都非常清楚。比如说，每天的刘少奇专案组，包括监护他的人关于他每天的活动、表现，周都会看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援之以手吧。我想这是有责任的吧。”
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周恩来1968年9月25日在刘少奇审查报告上批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高文谦：“江青牵头把这个材料搞出来，当然是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协助下了。搞出来以后，江青就送给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这些常委看。周、康、陈他们，林彪他们看完之后，又由周、康、陈、江(青)这四个人向毛和林彪送这个材料。毛、林批准了之后，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由周恩来正式代表中央审查委员会做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报告。”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除一人之外，全体与会者举手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文谦：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宣布“作出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的时候，专门选择在刘少奇生日那一天给他放广播，实际上就是有意地去刺激他吧。刘少奇从那个事情之后就不再说话了。
然而，如果没有第一号领袖毛泽东某种形式的首肯，对中共第二号领导人物进行虐待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迫害至死了。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到毛泽东那只无所不在的手。
文革期间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回忆说，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他们的时候说，“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
1971年，刘少奇幸存的几个孩子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允许前往监狱探望父亲母亲。毛1972年在信上批示说：“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高文谦：“据我所知，刘少奇在看管的过程中，这个看管小组他们每天都有汇报。像毛、周这些人都是可以看到的。换句话说，刘少奇的实际情况，毛、周他们并不是不了解情况，并不是说被下面人所蒙蔽。而是他们一直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就说，从政治上要打倒刘少奇，这是毛的决定。从生活上，什么时候这个病该治，什么时候这个病不该治，这些最高的操控的那只手我觉得还是在毛。
“第一位的责任，首先是毛泽东。而且毛泽东的责任，我觉得都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责任。”
1980年5月14日，在刘少奇去世将近11年以后，在将他置于死地的毛泽东死去将近四年以后，中共为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
然而，迫害刘少奇至死的人，有哪一个受到过惩罚了吗？那个开封军医记录中的一再阻挡治疗抢救刘少奇的“中央特派员”、那些使用刑讯逼供让人作伪证陷害刘少奇的专案组成员、那些在刘少奇被隔离期间不给他吃喝、下令停止用药的人，他们受到惩罚了吗？人们不得而知。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毛泽东的第一任接班人刘少奇，死了，平反了。在刘少奇一案中受害的人不计其数，仅因此被判刑的就高达两万八千多人。其实，在毛泽东这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但是元凶毛泽东却依然没有受到谴责和追究。
十年文革，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成为文革的头号冤案。而打倒他的正是中共主席毛泽东。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做修改党章报告时第一次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列入中共党章，成为和马列主义并列的中共的指导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成为中共排名第二的领导人物。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做自我批评。刘自称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当时坐在幕后的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须知，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要打倒刘少奇。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副主席职务被取消了。他在排名上退到了第八位。从此以后，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
不过，有人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可能并没有想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还是保留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毛曾经制止贴刘的大字报。在1966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还制止叶剑英等人过于激烈地批刘少奇。毛泽东在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
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
事实是，在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五天以后的1966年12月18日，毛泽东的亲信、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让他发动打倒刘少奇的运动。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人们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这位刘主席原来是毛主席最大的死敌。
1967年元旦这一天，在戒备森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造反派竟然将大字报贴进了刘少奇的住宅。
1月3日，造反派在刘少奇的住宅里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
7月18日，在中南海举行了揪斗刘少奇大会。
8月5日，在中南海内，中央文革批准召开了三场批斗大会，分别批斗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从此，刘少奇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9年，中国和苏联发生边界冲突，两国之间剑拔弩张。中国高层十分紧张，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军委1969年10月18日下达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中国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将中央负责人和一些老干部疏散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中国官方说，林彪、“四人帮”借这个名义将一些政敌赶出北京，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刘少奇。实际上，《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战备疏散是毛作出的决定。把刘少奇紧急从北京送到开封。送的是谁呢？就是汪东兴的人。而且据说一开始随着刘少奇去的也是当时监管刘少奇的从北京去的那拨人。那一拨人，就当时的人回忆讲，他们那个时候对刘的药品的治疗、护理还是比后来要好。后来的情况，病急剧恶化就是因为接到北京的命令，全部返回。这样就把刘少奇交给了当地某个野战医院，那条件就更差了。所以非常快就死了。”
中共官方说，是林彪、“四人帮”将刘少奇迫害至死。不过人们在今天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幅更完整的画面。
的确，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难辞其咎。1968年9月16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提交了三本含有大量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材料的批语当中使用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的字眼。9月19号，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不过，应该承担责任的人绝对不止是林彪和江青。文革专家高文谦：
“我觉得周恩来也应该负责任。周恩来一个是他本身的地位，他是党内第三号人物。再有一个，他实际上是日常工作的主持者，所以很多情况他都非常清楚。比如说，每天的刘少奇专案组，包括监护他的人关于他每天的活动、表现，周都会看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援之以手吧。我想这是有责任的吧。”
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周恩来1968年9月25日在刘少奇审查报告上批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高文谦：“江青牵头把这个材料搞出来，当然是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协助下了。搞出来以后，江青就送给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这些常委看。周、康、陈他们，林彪他们看完之后，又由周、康、陈、江(青)这四个人向毛和林彪送这个材料。毛、林批准了之后，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由周恩来正式代表中央审查委员会做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报告。”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除一人之外，全体与会者举手通过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文谦：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宣布“作出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的时候，专门选择在刘少奇生日那一天给他放广播，实际上就是有意地去刺激他吧。刘少奇从那个事情之后就不再说话了。
然而，如果没有第一号领袖毛泽东某种形式的首肯，对中共第二号领导人物进行虐待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迫害至死了。我们至少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看到毛泽东那只无所不在的手。
文革期间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回忆说，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他们的时候说，“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
1971年，刘少奇幸存的几个孩子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允许前往监狱探望父亲母亲。毛1972年在信上批示说：“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高文谦：“据我所知，刘少奇在看管的过程中，这个看管小组他们每天都有汇报。像毛、周这些人都是可以看到的。换句话说，刘少奇的实际情况，毛、周他们并不是不了解情况，并不是说被下面人所蒙蔽。而是他们一直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就说，从政治上要打倒刘少奇，这是毛的决定。从生活上，什么时候这个病该治，什么时候这个病不该治，这些最高的操控的那只手我觉得还是在毛。
“第一位的责任，首先是毛泽东。而且毛泽东的责任，我觉得都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责任。”
1980年5月14日，在刘少奇去世将近11年以后，在将他置于死地的毛泽东死去将近四年以后，中共为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
然而，迫害刘少奇至死的人，有哪一个受到过惩罚了吗？那个开封军医记录中的一再阻挡治疗抢救刘少奇的“中央特派员”、那些使用刑讯逼供让人作伪证陷害刘少奇的专案组成员、那些在刘少奇被隔离期间不给他吃喝、下令停止用药的人，他们受到惩罚了吗？人们不得而知。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毛泽东的第一任接班人刘少奇，死了，平反了。在刘少奇一案中受害的人不计其数，仅因此被判刑的就高达两万八千多人。其实，在毛泽东这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但是元凶毛泽东却依然没有受到谴责和追究。
林彪在天安门广场高呼口号：“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个人的声音，经历过文革那个狂热年代的人想必熟悉。他就是文革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元帅。
李(吉+力)：“林彪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不喜欢搞阴谋的人。他是一个对权力非常淡泊的人。你想，十大元帅授勋(衔)林彪都没有出席呀，淡泊到什么程度！”
不过，毛泽东在林彪身上花的政治功夫是越来越多。1954年，林彪被任命为副总理。1955年4月，林彪和邓小平一起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彪投桃报李，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一片厚望。他主持中共军委工作和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军队中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的地位。
这包括他提倡和推行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在《解放军报》报头上每天刊登一条毛泽东的语录，编辑和出版后来在文革中人手一本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有他那个著名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些做法相当欣赏，他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还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63年，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充份显示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满意程度。
在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整个气氛是对“大跃进”的左倾冒进政策提出批评。毛泽东陷入空前孤立的状态。
此时，林彪却独树一帜，明确支持毛泽东。他不仅没有把“大跃进”的失误归咎于毛泽东的左倾冒进，反而说是因为人们领会和执行毛泽东指示不好而造成的。
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很多。”
林彪还独具匠心地提出“付学费”的说法，为大跃进的失误开脱。他说：“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十分满意。林彪发言一结束，毛泽东带头鼓掌，并且在会后批示将林彪的讲话“发给党内干部学习”。以后还多次提到林的这次讲话。江青后来也说过，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次讲话“内心是感激的”。
进入文革以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更是变本加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而林彪的地位也在毛泽东的首肯下达到新的高度。曾经有一阵，如果提到“毛主席”，就必定提到“林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将副手与最高领袖并提的情况是空前绝后的。
不过，林彪对此感到不舒服。原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回忆说，1967年6月16日，毛泽东和林彪一起看样板戏时，报幕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泽东这时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当天晚上，林彪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个口号。
对于文革的发动，林彪并没有参与具体的策划。1966年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并没有参与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开到一半，请假休息的林彪才在毛泽东的一再督促下前来参加会议。后来，林彪也没有直接负责文革的具体工作。不过，一般人仍然认为，林彪对文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主管军队的林彪并没有在军内积极开展文革。
1966年10月1日，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的代表、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告状，指责军队院校压制文革。于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林彪在10月5日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对军队院校搞文革的种种限制。军事院校和一些机关人员随后开始对军队领导人造反夺权，并且揪斗虐待了许多军方高级将领。
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对军队没有轰轰烈烈开展文革十分不满。她想先拿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开刀，要求林彪点名批判萧华，被林拒绝。
1967年1月20日，叶剑英借助毛泽东要保萧华的指示，与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顶了起来，拍桌子拍断了小手指。被称为林彪第一大将的黄永胜对江青和中央文革进行指责。他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叶剑英当天到林彪住处汇报。林彪大怒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并且马上把江青找来训斥一顿，而且要把江青赶走。
军中老帅们被林彪的态度所鼓舞，随即由徐向前登门向林彪反映情况。林彪当场口述几条命令，包括军人不得擅离职守；不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许冲击军事机关等等。林彪随后亲自面见毛泽东，请他批准了这几项命令，最终形成了中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林彪因此对毛说： “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在这个期间曾经出面保护了一批军队将领，包括后来被称为林彪“四大金刚”之一的总后勤部长邱会作。1967年1月25日， 造反派揪斗邱会作，打断了他的肋骨。林彪闻讯找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手书命令“立即放出邱会作”。叶群和陈伯达随即拿着林彪的手令到造反派那里救出了邱会作。
1968年，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是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
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显然也意识到了军队稳定的重要性。
林彪在文革初期曾经对毛泽东的妻子、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负责人江青大加吹捧，说江青“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他还和周恩来一起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但是林彪也曾经对军委办事组的人说：“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捣乱的。”这个“他们”指的是江青等人。他还曾经对想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指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
随着文革的进展，林彪的地位也在加强。
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其中有一句话说，“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毛泽东删掉了“和好学生”四个字，将林彪提到了和他平起平坐的高度。林彪则要求整个删掉这句话，以及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的文字。但是毛泽东批示说：“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至此，毛泽东的文革已经基本成功了；中共的“九大”即将召开；林彪的副统帅位置越坐越稳。
这个人的声音，经历过文革那个狂热年代的人想必熟悉。他就是文革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元帅。
李(吉+力)：“林彪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不喜欢搞阴谋的人。他是一个对权力非常淡泊的人。你想，十大元帅授勋(衔)林彪都没有出席呀，淡泊到什么程度！”
不过，毛泽东在林彪身上花的政治功夫是越来越多。1954年，林彪被任命为副总理。1955年4月，林彪和邓小平一起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彪投桃报李，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一片厚望。他主持中共军委工作和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军队中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的地位。
这包括他提倡和推行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在《解放军报》报头上每天刊登一条毛泽东的语录，编辑和出版后来在文革中人手一本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有他那个著名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些做法相当欣赏，他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还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63年，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充份显示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满意程度。
在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整个气氛是对“大跃进”的左倾冒进政策提出批评。毛泽东陷入空前孤立的状态。
此时，林彪却独树一帜，明确支持毛泽东。他不仅没有把“大跃进”的失误归咎于毛泽东的左倾冒进，反而说是因为人们领会和执行毛泽东指示不好而造成的。
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很多。”
林彪还独具匠心地提出“付学费”的说法，为大跃进的失误开脱。他说：“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十分满意。林彪发言一结束，毛泽东带头鼓掌，并且在会后批示将林彪的讲话“发给党内干部学习”。以后还多次提到林的这次讲话。江青后来也说过，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次讲话“内心是感激的”。
进入文革以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更是变本加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而林彪的地位也在毛泽东的首肯下达到新的高度。曾经有一阵，如果提到“毛主席”，就必定提到“林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将副手与最高领袖并提的情况是空前绝后的。
不过，林彪对此感到不舒服。原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回忆说，1967年6月16日，毛泽东和林彪一起看样板戏时，报幕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毛泽东这时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当天晚上，林彪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以后不要再提这个口号。
对于文革的发动，林彪并没有参与具体的策划。1966年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并没有参与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开到一半，请假休息的林彪才在毛泽东的一再督促下前来参加会议。后来，林彪也没有直接负责文革的具体工作。不过，一般人仍然认为，林彪对文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主管军队的林彪并没有在军内积极开展文革。
1966年10月1日，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的代表、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告状，指责军队院校压制文革。于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林彪在10月5日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对军队院校搞文革的种种限制。军事院校和一些机关人员随后开始对军队领导人造反夺权，并且揪斗虐待了许多军方高级将领。
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对军队没有轰轰烈烈开展文革十分不满。她想先拿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开刀，要求林彪点名批判萧华，被林拒绝。
1967年1月20日，叶剑英借助毛泽东要保萧华的指示，与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顶了起来，拍桌子拍断了小手指。被称为林彪第一大将的黄永胜对江青和中央文革进行指责。他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叶剑英当天到林彪住处汇报。林彪大怒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并且马上把江青找来训斥一顿，而且要把江青赶走。
军中老帅们被林彪的态度所鼓舞，随即由徐向前登门向林彪反映情况。林彪当场口述几条命令，包括军人不得擅离职守；不许自由抓人、抄家、封门、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许冲击军事机关等等。林彪随后亲自面见毛泽东，请他批准了这几项命令，最终形成了中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林彪因此对毛说： “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在这个期间曾经出面保护了一批军队将领，包括后来被称为林彪“四大金刚”之一的总后勤部长邱会作。1967年1月25日， 造反派揪斗邱会作，打断了他的肋骨。林彪闻讯找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手书命令“立即放出邱会作”。叶群和陈伯达随即拿着林彪的手令到造反派那里救出了邱会作。
1968年，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是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
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显然也意识到了军队稳定的重要性。
林彪在文革初期曾经对毛泽东的妻子、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负责人江青大加吹捧，说江青“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他还和周恩来一起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但是林彪也曾经对军委办事组的人说：“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捣乱的。”这个“他们”指的是江青等人。他还曾经对想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指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
随着文革的进展，林彪的地位也在加强。
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其中有一句话说，“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毛泽东删掉了“和好学生”四个字，将林彪提到了和他平起平坐的高度。林彪则要求整个删掉这句话，以及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的文字。但是毛泽东批示说：“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至此，毛泽东的文革已经基本成功了；中共的“九大”即将召开；林彪的副统帅位置越坐越稳。
与此同时，毛派势力大幅度扩张。以林彪为代表的毛派军方势力急剧增强，在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占了49%。以江青为首的毛派文革势力也大有斩获。在25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林彪势力占7人，文革派占5人，还有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等人。
九大的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以外，林彪、陈伯达和康生均属毛派。毛派在中共领导层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同时，林彪的副统帅地位也达到极限。中共九大空前绝后地以党章的形式确认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当时的中共副主席林彪。而积极促成这件事的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亲信康生。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就是开除刘少奇党籍的那次会议，通过了新党章草案，其中明确写上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一直是林彪上级的周恩来也积极参加到吹捧林彪的行列。在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竟然不顾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史实，赞颂林彪说：“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份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
林彪当场站起来说：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林彪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便是文革期间井冈山“朱毛会师”变成“毛林会师”的源头。
毛派内部并不是亲密无间。早在1967年军方将领“大闹京西宾馆”时，林彪就曾经怒斥江青抹黑军队。林彪手下的黄永胜指名道姓批评过江青，并且自恃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颇得赏识，又有林彪撑腰，拒不向江青作检讨。
1968年，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中共军委有关军队调动的报告不再送中央文革成员传阅。江青借题发挥，大骂黄永胜搞“独立王国”。
不过，毛泽东当时为了团结一致对付走资派，尽量节制江青，在林江之间搞平衡。林彪的妻子叶群被提名进入中共九大的政治局，江青十分不满。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八个字：“大局当前，团结为主。”总的来说，直到1968年下半年，林彪势力和文革派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毛泽东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再写一个。由张春桥和姚文元执笔的这个报告草稿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比较满意，决定使用。但是林彪对这份报告毫无兴趣。初稿送给林彪审批时，林彪一个字也没看就批了“呈主席审批”。在“九大”上宣读这份报告之前，林彪拒绝看内容，结果在宣读时多次出现“结结巴巴”的情况。他妻子叶群对此感到担心，林彪却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在“九大”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对林彪势力扩大的不满。
毛泽东对此不仅没有视而不见、掉以轻心，而且采取了预防性措施。1970年3月，中共开始筹备第四届人大，准备重建国家机构。据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回忆，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派汪东兴传达他对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说，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实际已经表明毛泽东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对此，林彪于4月11号提出三条意见：一，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二，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三，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
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但是又没有说明原因，所以就连整天跟在他身边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和政治上极其老道的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想到毛竟然要用这种政治伎俩防范刚刚在中共九大上正式确立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
因此当中共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尽管毛泽东是“一句顶一万句”的领袖，但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多数成员，包括文革派的主要成员康生都赞同林彪的建议。只有江青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因人废事，在会上表示，在毛泽东还健在的时候，林彪当国家主席也不好。
后来，尽管毛泽东一再说不设国家主席，中共政治局并没有就此形成决议，而且大多数人仍然倾向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尽管心里很恼火，但是有苦说不出，只能表示“大家同意我同意”。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文革笔杆子张春桥越来越青睐，甚至显示了挑选张春桥做接班人的迹象。一次，张春桥随同毛泽东在苏州和林彪谈话。文革专家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记载说：“毛泽东......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
此后，张春桥和林彪一派的矛盾越来越大，并且发生了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重大冲突。197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纪念中国军队建军纪念日的社论。社论草稿上说，“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陈伯达主张后半句话只写“林副主席直接指挥”就够了。张春桥坚持不能改。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交给毛泽东亲自定夺。毛虽然同意了陈伯达的说法，但是显然对此不满。他说，“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
还有一次，中共政治局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张春桥秉承毛泽东的旨意，主张去掉“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等林彪式的字句。吴法宪当场拍案而起，和张春桥争吵起来，说张贬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8月25号下午，毛泽东亲自出马，不惜一切地用自己的权威压制整个中共中央。他亲自召集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怒气冲冲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冲着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他甚至说出重话：“你们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
毛泽东并没有公开对林彪提出批评。他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拿自己原来的秘书陈伯达开刀，大加讨伐，并且强令所有“讲错话”的人检查。
如果说，中共九大报告之争是毛林矛盾初现，那么九届二中全会就是毛林决裂的分水岭。
1970年4月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对文革派的围攻再一次触动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神经。他借批评“设国家主席和称自己是天才”为名，硬是要把这场风波变成一场路线斗争。
不过，毛泽东采用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他在庐山会议结束之前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许愿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他两年，现在还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
另一方面，毛泽东继续扩大庐山会议上的风波，矛头直指林彪。毛后来说，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砍了三板斧，就是“抛石头”，“掺沙子”和“挖墙角”。
从庐山一下来，毛泽东就开始组织“批陈整风”，一再让林彪手下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黄吴叶李邱作出深刻的检查，又一再驳回他们的检查。
为了把问题弄成敌我矛盾，毛泽东不惜给曾经长期担任自己政治秘书，自己亲自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针对林彪对他个人崇拜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四个伟大”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几乎是公开表达对林的不满。
毛泽东的“掺沙子”就是向军委办事组加派了他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同时，毛还争取获得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包括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他召见了叶剑英，希望他支持批陈的决定，还委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处理陈伯达专案。
1970年9月10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董必武、朱德和叶剑英遇重大事件可以参与意见。
1970年11月6日，毛批准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由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实际上让江青控制了中共的人事和宣传大权。
毛泽东的“控墙角”就是让李德生和纪登奎执掌北京军区。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不属于林彪派系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军区政委李雪峰受到池鱼之殃，被整肃。
至此，毛泽东完成了打倒林彪的舆论和军事准备。
但是毛泽东还需要找一个突破口作为打倒林彪的理由。毛泽东一直试图通过敲打林彪手下的人来逼林彪承认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而林彪也意识到毛的用心。
林彪也曾经想向毛作个检讨，并且让秘书起草一份检查。不过，面对毛泽东一副要把他制服的架势，林彪索性进行消极对抗，不给毛泽东整倒自己的口实。
在得知毛泽东指责“四个伟大”之后，他对家人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就是在这个时期，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开始介入毛林之争。林立果生于1945年，文革开始时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67年，林立果进入空军，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1969年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庐山会议以后，1970年5月，空军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首的“调研小组”，成员包括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人。
1971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开会之前，毛泽东希望林彪出席并且讲话，林彪拒绝从命。毛泽东对此大为光火，借着黄吴李邱发泄他对林彪的不满，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林彪的反应是更加明显的消极对抗。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按惯例登上天安门观看广场上的庆祝活动。林彪不想参加，后来在叶群的哭诉央求之下，林彪才勉强前往呆了五分钟，而且自始至终没有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毛泽东讲一句话，就竟自离去。
同年6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毛泽东坚持要林彪陪同接见，林彪勉强出席，但是宾主刚刚寒暄完，林彪便退到外面，直到会见结束。
不过，林彪在此期间也曾经想面见毛泽东，缓和关系。他和叶群几次打电话求见毛泽东，但是毛泽东避而不见。林彪不得不求助于他看不起而且很讨厌的江青，甚至不惜屈尊，跑到钓鱼台为江青做模特，拍下一张后来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的读“毛选”的照片。但是仍然没能见到毛泽东。
与此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善罢甘休。1971年7月9日，毛泽东从军队总参二部副部长熊向晖那里了解到黄吴叶李邱没有把他们在庐山会议上与陈伯达一起围攻张春桥的“错误”公布出去。毛泽东终于找到了进一步整治林彪的借口。
他指责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甚至表示：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
8月，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机要员的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向毛转达了她丈夫从空军党委办公室传来的消息，说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
这时，毛泽东觉得有条件解决林彪问题了。8月15日，毛泽东乘坐自己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前往南方巡视，他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告诉了周恩来，就是要解决林彪的问题，稳住他认为有可能跟着林彪走的部队。
临行前，毛泽东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就都跟着林彪走。难道解放军就都会造反不成？”也有人说，毛这次南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促使林彪有所动作。
在南巡期间，毛泽东特别接见了林彪亲自提拔和安排的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还有后来被定为林彪死党的空五军政委王维国和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人，同他们大谈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
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他对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他还敲山震虎地警告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毛甚至撒谎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毛泽东在南巡中多次说，“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
毛泽东还专门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谈话，因为许世友与张春桥矛盾很大，而且在庐山会议上曾经支持林彪的讲话。许世友对毛表示：“庐山会议问题，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才放心。
毛泽东尽管也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但是他同时又说：“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他还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涛、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
后来，毛泽东9月10日批复周恩来有关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准备工作的信件时就说要“补选常委”，显示在林彪被打倒之前毛泽东可能就已经做好了换人的准备。
9月6日，林立果的副手周宇驰和海军政委李作鹏分别把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报告给林彪和叶群。据说，林彪听到毛泽东讲话内容后，表示“不想活了”，做好了挨整的准备。但是林立果却不想坐以待毙，准备动用自己的“联合舰队”与毛泽东拼一个鱼死网破，或者让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9月3日到杭州之后就开始了反常的行踪，直接指挥自己的专列作出了各种和过去惯例不一致的做法，最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前返回北京。
进北京之前，毛泽东先在郊外的丰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随后命令李德生调动38军的一个师到北京西北面的南口待命，然后于12日下午四点零五分回到北京。
尽管毛泽东提前回到北京一事只有几个人知道，连坐镇北京的周恩来都被蒙在鼓里，但是林立果和叶群在毛泽东的专列还在丰台的时候就得到了消息。他们可能以为毛泽东发现了他们什么秘密，因此十分惊慌。
当天晚上七点多，林立果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连夜抵达距离山海关机场40分钟车程的北戴河。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偷听到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商量出走的事，出于对父亲的爱护，于晚上10点通过林彪住处的8341警卫部队向汪东兴报告说，林立果和叶群想把林彪绑架走。
听到消息，中央警卫团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在中南海和钓鱼台增加岗哨，挖掘工事，设置路障，并且在要道口上架起了机枪，如临大敌一般。
晚上11点半，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寻问256号专机的情况，并且表示要到北戴河去看林彪。已经如惊弓之鸟的林彪一家以为周恩来要来抓他们，即刻驱车前往山海关机场。
1971年9月13日凌晨，256号飞机载着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等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向北飞去，飞上那条震惊中外的不归路……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国军队有1000多名军以上的将领受到清洗和牵连，包括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和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等等。有人说，因林彪案受到株连的人达到三十万人。
林彪集团的主要罪状是阴谋发动武装政变，阴谋刺杀毛泽东。这是中共建政以后唯一一次指控有人要动用解放军刺杀和推翻毛，罪名非同小可。
然而，中国官方提出的林彪的“罪证”只是一张据说是林彪写给儿子林立果和亲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的“手令”，上面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中国官方说，这是林彪发出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命令。林立果根据这个“手令”组织自己的“联合舰队”行动起来，准备刺杀正在南巡的毛泽东。
然而，中国官方描述的几个阴谋刺杀毛泽东的行动都是没有实施的行动，官方甚至提不出林立果及其手下进行准备工作的证据，比如哪支部队、多少人、准备在什么时间行动等等。中国官方说，林立果准备派中国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杭州直接带枪刺杀毛泽东。但是这个被确定为林彪死党的陈励耘后来根本没有受到起诉，而且至今坚决否认有过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当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也说：林立果虚构，不可能！他只是意图，搞不成。
不仅如此，中国官方也拿不出林彪集团的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直接参与这两个阴谋的任何证据。事后证明，这四个人不仅没有看到过林彪的“政变手令”，而且对林彪的“出逃计划”一无所知。
中国对他们的判决书说他们“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但是没有提出他们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政变的具体行动或者证据。判决书提到黄永胜与此有关的唯一罪行就是说黄永胜“向叶群密报毛主席南巡讲话的内容”。也就是黄永胜把毛泽东1971年南巡时四处指责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的话告诉给当时还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的妻子叶群。
判决书说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了”。可是，连林彪的所谓“手令”都调动不了军队，吴法宪就能让林立果这个副师级军官指挥整个中国空军吗？
判决书说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林彪飞机起飞的措施。但是如果这是重大罪行的话，周恩来应当罪加一等，毛泽东便是罪魁祸首。当时负责处理林彪事件的是党内第三号人物周恩来。尽管他已经下令阻止林彪的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不过，在吴法宪建议在飞机跑道上摆汽车，拦阻飞机起飞以后，周恩来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
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以后，吴法宪提出用战斗机拦截，有人提出用导弹打。周恩来没有同意，而是向毛泽东请示。结果，毛泽东网开一面，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周恩来后来解释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么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
显然，把林彪飞机飞走的罪责加到李作鹏身上并没有多少道理。而对于邱会作参与政变和刺杀阴谋，判决书更是一条罪状都说不出来。
中国官方的另一个重要指控是林彪集团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据说这是“九一三事件”以后从林立果等人经常去的空军学院一个楼里发现的手写的文件。然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林彪或者他手下的黄吴叶李邱看过或者批准过这个《571工程纪要》。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和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都说，在出逃的时候，林彪当时吃了安眠药，昏昏沉沉，是被架上汽车，抬上飞机的。但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说，林彪出门的时候十分清醒，是自己走出去的，而且在车上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李文普因此断定他们要外逃，因此跳车，并且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但是也有人说他是自己开枪打伤自己的，是在政治形势的逼迫之下做了伪证。
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境内不进入苏联，反而回头向中国方向飞，原因何在呢？当时蒙古代理国家元首，第二号人物回忆说：“飞机向苏联发出‘让我们进入’的请求，但是苏联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这架飞机继续飞行，就会被击落。所以飞机当时掉头飞了。”但是这种说法无法得到证实。
林彪的飞机坠毁的原因至今也是一个谜。有人说是前苏联驻蒙古部队用导弹打下来的；有人说是飞机燃料耗尽迫降坠毁的；还有人猜测机上发生过争斗；没有人能说清楚。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要清洗林彪势力，急于重新使用在文革中被自己打倒或者打入冷宫的大批老官员。“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亲自为当年自己怒斥过的“二月逆流”平反，把当年军队元老对文革派的不满硬说成是军中元老对林彪的不满，而事实上，林彪在“二月逆流”中曾经支持过这些军队元老。
善于体察毛泽东意图，坚决贯彻毛泽东旨意的周恩来非常乐于看到毛泽东起用老官员。他后来以捧毛的方式表示老官员是忠于毛泽东的。他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周恩来和陈毅的密切交情有几十年的渊源。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亲自出面保护陈毅。但是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将陈毅打入冷宫，并且在中共九大上让陈毅作为“右的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只好疏远陈毅。
后来，陈毅在庐山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陈伯达、汪东兴、以及林彪的亲信一起围攻张春桥。毛泽东发怒之后，周恩来也曾经落井下石，当众批评陈毅和陈伯达“二陈合流”。
陈毅去世的时候还算是“犯错误的人”，因此陈毅的悼词最初曾经有“有功有过”的评价。周恩来有心为老战友送好最后一程，加上“功大于过”的字句。毛泽东则索性好人做到底，将功过评价的字句全部删掉，表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追悼会前接见陈毅的家人，说陈毅是“好人”，是“立了功的”，并且把陈毅抑郁而死的责任推给林彪，他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周恩来则乘势着手“解放”老官员。1972年4月24日，周恩来亲自审阅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责林彪对官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强调“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老干部”和文革中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周恩来提出一份有300多名老官员和老将军的名单，并且多次亲自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不顾江青等文革派的反对，逐一“解放”了这些官员。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无意之中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把中国的党政大事都交给周恩来办理。1971年10月3日，毛泽东撤销了由林彪属下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队元老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来控制军队。毛泽东亲自指示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1972年初，毛泽东大病一场。1月18日，毛泽东由于心肺功能问题而发生休克。醒来以后，毛泽东当着江青的面表示要把权力交给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就这样定了。”
毛泽东过去从来没想过要周恩来接他的班。他确立的接班人最早是刘少奇，在刘之后是林彪或者邓小平。在1972年，刘少奇和林彪死了，邓小平还由于刘邓路线而落魄江西。毛泽东似乎是在一时找不到接班人的情况下临时准备将大权交给周恩来。
此时的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也从来没想过要当中国的头号领导人。毛泽东昏厥过去，周恩来曾经紧张得大小便失禁。因此对于毛泽东向他交权的想法并不愿意接受，也不敢接受。在毛泽东病情有所好转之后，他立即向毛泽东表示：“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但是即使这样，江青后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指责周恩来逼毛泽东交权。周恩来感觉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味道。林彪死后，周恩来就曾经当着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纪登奎嚎啕大哭，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
周恩来当时心里到底担心什么，人们无从所知。但是周恩来后来的境遇的确是非常艰难。
1972年五、六月间，中共召开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说是要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让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谈谈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江青随后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要周恩来在发言中“多讲点历史事实”，也就是多讲讲自己的问题。
开始周恩来只写了一个提纲，但是江青逼着他“联系实际”。周恩来只好关起门来花10天的工夫写了一份30多页的发言，主要是讲自己曾经在王明的所谓左、右倾路线中犯过严重的错误。
在国共第一次内战的1931年和1932年的中共“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先后两次被剥夺军权。接替他的就是当时毛泽东的上级领导周恩来。
毛泽东是否有被冷落的感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在四十年以后的1972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压力之下被迫“自我批评”时把“宁都会议”列为所犯“路线错误”之一，说自己曾经大力执行“王明路线”，在“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中共“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被指责犯了“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毛泽东的整风干将刘少奇指责周恩来没有同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江青等文革派后来批判“经验主义”，就是要指桑骂槐地批判周恩来。
周恩来后来在中共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连续三天做了“自我批评”发言，并且说：“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表明自己没有夺权的野心。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经将林彪定为极左派。1972年6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的时候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毛泽东还曾经指示要“深挖516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
从1971年年底到1973年，周恩来试图借批判林彪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对经济领域进行整顿，恢复规章制度和正常秩序，发展工农业生产。
不料，周恩来的努力同文革派发生了冲突。在1971年12月，张春桥就反对下发周恩来支持的《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在1972年8月1日和2日向驻外大使和外事机构的人员发表讲话说：
“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由于毛泽东当时表示要调回驻外机构中搞极左的人，周恩来也说：“如果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要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便充当了毛泽东的马前卒。他们在审议1972年中国国庆的社论时删去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这句话。并且说：批左不要过头。
1972年10月中旬，《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整版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根据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而组织撰写的。江青等人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说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1972年11月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一份外事工作报告提出要“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示同意。但是张春桥在报告上批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江青则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周恩来无奈，只好同意删掉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眼。
1972年12月5日，文革后曾经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对《人民日报》社内的“反右倾回潮”运动不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同意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做法，同时反映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对批极左。
王若水是希望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支持批极左。哪想到结果适得其反。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明确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他指出，林彪“是极右”，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周恩来只好见风使舵，说“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
1973年，中共“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算是正式结束了这场“左右”之争。
周恩来批极左，本来是要贯彻毛泽东的旨意，没想到却被毛泽东和文革派打了一闷棍。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以后一度出现的蜜月期也就此结束了。
回首文革(12)：毛邓恩恩怨怨
20世纪后期，左右中国命运的邓小平在长达7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历经“三起三落”，都与毛泽东有关，其中包括毛泽东在文革中亲手将他打倒两次，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政治人物之一。
1971年11月6日和1972年8月3日，还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借林彪倒台的机会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大骂林彪，承认自己“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言不由衷地对毛大表忠心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邓小平还再次保证“永不翻案”，并且希望出来工作。
1972年1月，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放出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风声，明确表示，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说邓曾经是“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
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参加中共政治局重要政策问题的讨论。在8月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再次成为中央委员。
文革中“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2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答案还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历史渊源之中。
1933年，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邓小平由于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政策而受到排挤，这是他“三起三落”中的“第一落”。他也因此和毛泽东形成了“患难之交”。此后，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最器重的一个人。
1952年，在成都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奉调进京，担任副总理。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亲自提名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名列党的领导人第6位。
1957年，毛泽东在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谈话时曾经说自己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邓小平亲自主持落实，把将近500万人打成“右派分子”和“右倾分子”。邓小平直到死也没有彻底否定中共的“反右”运动。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本来是兄弟关系的中苏关系恶化，邓小平与苏方针锋相对，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形像，使毛泽东大为满意，以后多次提及。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邓小平坚决支持。但是到了1960年，邓小平改变了对“大跃进”的看法，同刘少奇一起试图纠正“大跃进”的失误，因此也开罪了毛泽东。
1961年3月，邓小平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安排一次会议，毛泽东显然认为邓不尊重自己，大怒道：“这是哪一个皇帝决定的？”
1962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的错误，毛泽东生气地打断邓的话说，“这几年错误就那么一点，谁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批评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搞“独立王国”。
1966年，文革开始。8月25日，毛泽东批评说，从1959年以后，邓小平6年不向他汇报工作。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
不过，毛泽东当时可能还是想保住邓小平。1966年10月，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检讨上批示时曾经鼓励邓小平重新“站起来”。毛说，“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毛泽东还曾经希望邓小平能够和文革派配合工作。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不过，即使是邓小平被打倒了，毛泽东仍然不断强调要和刘少奇区别对待。1967年5月，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转告，刘、邓可以分开处理。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毛并且在几天之后接见了邓。毛对邓的批评态度缓和。
1967年7月到8月，邓小平被抄家、批斗。就在这个期间的7月16日，毛泽东还对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邓小平至少是常委”。
当时的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回忆说，1967年9月，毛泽东谈到让邓小平在中共九大上当中央委员。在80年代初，邓小平也说过，九大时，毛泽东提出过要邓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但是林彪他们不同意。
1967年11月5日，毛指示中央文革把邓同刘少奇区别对待。
1969年3月，毛泽东指示不要写“刘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而只写刘少奇一个人。毛说，“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
1968年，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先后两次为邓小平讲好话，说“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保留了邓的党籍，为日后重新起用邓埋下伏笔。
毛泽东还指示汪东兴直接管理邓小平的事务，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邓小平的书中说，邓小平被送到江西软禁的时候，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接机，亲切地称邓小平为同志，说“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邓小平在这里住的是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校长的小楼，被称为“将军楼”，并且在一公里以外的一个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这与当时刘少奇的命运有天壤之别。
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在准备打倒林彪的南巡期间又想起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
有人认为，邓小平在文革中的复出是周恩来鼎力相助的结果。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郭建博士说：“邓小平应该说是毛泽东的人，而不是周恩来的人。”
实际上，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以后还曾经考验过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1973年11月到12月间，毛泽东为了压制周恩来，对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中的表现横加指责，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特别指定邓小平列席会议。邓小平也的确在会上主动发言。他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邓小平的复出显然阻挡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接班的路，引起他们的不满。1974年3月，就在邓小平进入最高决策层3个月以后，中国外交部就出席联大第6届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提出让邓率团前往。江青等人曾经大力阻拦。但是毛压制住了江青的反对意见。
1974年10月17日，江青等人借口“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难，邓小平与江青争论之后拂袖而去。江青等人派王洪文向毛泽东告状。毛不仅批评了王洪文，还对邓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1975年1月，邓小平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还指定邓起草中国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月13日，中国召开四届人大，邓小平成为第一副总理。2月开始，毛泽东指定邓小平代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开始整顿经济，试图扭转中国工业生产大幅度下滑的局面。但是从1975年3月开始，文革派开始批判“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和老官员。邓小平在4月向毛泽东请示。毛出面制止，并且批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搞“四人帮”。4月和5月，中共政治局先后几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江青和王洪文做了检讨。
在邓小平同文革派的冲突中，毛泽东在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偏向邓，批评文革派。比如，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赴长沙向毛汇报中国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在评价邓小平时，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Politics比他强”。Politics是英文“政治”的意思。毛泽东是说，在政治上，邓小平比当时文革派地位最高的王洪文要强。毛还在纸上写道，“人才难”。周恩来会意地说，“人才难得”。毛泽东坚持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而让文革派的张春桥担任第二副总理。
1975年6月底，毛泽东对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失望，指示王洪文回浙江、上海指导运动，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郭建博士说：“我觉得他把邓小平提上来是有意思想让邓小平接他的班。”
毛泽东也曾经希望江青同邓小平搞好关系。而且毛也许认为有这个可能性。郭建教授说：“当然他是希望邓小平经过他敲打了一番以后，也许会汲取以前的一些教训了。另外，你别忘了，就是邓小平当年‘大跃进’和‘反右’的时候曾经是非常的激进的，跟毛跟得是非常的紧的。‘大跃进’啊，‘反右’啊，当时主要负责的人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是总书记嘛。所以，邓小平是可以跟毛跟得很紧的。他也是可以非常激进的。所以，最起码他心里很清楚，邓小平和周恩来是不一样的。周恩来他是绝对不信任的。”
曾经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也说，“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
也许是基于这种考虑，1975年5月，毛曾经指示江青去拜见邓小平，好好谈一谈。结果两个人不欢而散。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叫她来，她不敢不来。谈得不好”。
其实，以邓小平本来的心态，他和文革派必然会发生矛盾。邓小平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说，1972年11月18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文革翻案。他不满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二是要算账”。
不过，毛泽东还是对毛远新说，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
1975年11月20日，毛泽东希望给邓小平最后一个机会，提议邓小平主持制定一个评价文革的政治局决议。毛说文革七分成绩，三分不足。邓小平推托不干。毛泽东大失所望。邓小平随后被停止了大部份工作。11月26日，中共发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
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且接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至此，毛泽东希望邓小平接班的想法终于破灭，邓被第三次打倒势在必行。
回首文革(13)：文革忠臣周恩来
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眼看着身边一个个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下被毛泽东或者打入冷宫，或者打倒，甚至迫害至死，不禁有唇亡齿寒之感。他不想步刘少奇、林彪等人的后尘被毛泽东打倒，因此费了极大的心思保住自己的“晚节”，乃至在身患绝症、弥留人世之际还念念不忘。
1975年6月16日，已经动了三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周恩来从来没有写出这样一份总结。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有利的。否则，即使以当今中国政治价值观念来判断，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持晚节”的所作所为也很难和他“人民好总理”的形像相一致。
周恩来同文革派关系十分密切。1966年，毛泽东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提议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在文革中发迹，后来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大力推崇江青。例如在1968年3月27日北京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周恩来就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对同志“能热情认真地帮助”，对敌人“敢于把他们端出来”。他还在大会上两次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1969年中共九大时，周恩来亲自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来甚至提名江青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只是这一次毛泽东给挡了下来。
周恩来对文革中的另一个风头人物林彪也不遗余力地推崇。1966年8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周恩来对林彪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全体大会上说：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他还公开篡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基层军官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则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官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支持，而且亲自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组，起草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在其它一些机构，包括在一些省级领导机构，周恩来则是有选择性地打“走资派”，把自己的亲信保下来。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近万字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说法，证明毛泽东打倒老官员的行动有理。
周恩来不惜以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反面教材，说“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原因是“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意思是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
结果，周的讲话传出去之后，瞿秋白的坟墓立刻被砸毁，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破坏坟墓的高潮。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
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大批官员的事迹常常被人称颂。这其中包含着周恩来待人温和，与人为善的一面。与当时江青等人相比较，周恩来应该算是一个好人了。但是，周恩来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毛泽东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便会积极保护。
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就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贺龙夫妇。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打倒贺龙以后，周恩来则是坚决执行。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周恩来后来还亲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贺龙宣布对他进行审查。他还在逮捕贺龙的逮捕令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在毛泽东转变态度之后，周恩来会及时转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自致悼词，先后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并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说“没有保护好”贺龙。
文革初期，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周恩来明知这是一场冤案，但当年不仅没有替杨成武讲话，反而落井下石。
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表示杨成武的案子可能错了。周恩来便开始保护杨成武夫妇的安全。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在1974年7月31日曾经向他道歉说：“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周恩来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位首要人物的态度也能说明这一点。
周恩来作为“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不惜和江青一道陷害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在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传阅件上提到要“保持晚节”，吹捧江青。
他写道：“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指江青)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江青随后在上边批示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1969年10月，周恩来亲自负责将中国高级官员送往外地“战备疏散”。周恩来把刘少奇交给汪东兴手下的人去处理。尽管周恩来时时刻刻都了解刘少奇悲惨的境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对刘少奇施以援手。结果刘少奇没过一个月就在河南省开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刘少奇之死表示过任何歉意。
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也承认周恩来“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
据说，邓小平在1980年3月20日也表示：“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
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周恩来便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亲自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江西省领导人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考虑让邓小平复出，周恩来马上宣布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又借着毛泽东肯定邓小平功绩的机会，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应允，邓小平因此复出。
实际上，文革后期大批老官员被“解放”，最早也是因为毛泽东提议的。毛有一次问道：“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周恩来顺势“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高级官员。
正如周恩来自己在文革初期所说：“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绝对支持，周恩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来签字批准逮捕孙维世。几个月后，孙维世惨死在监狱里。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成元功被送进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八年。
周恩来还在1968年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尽管文革后透露的情况显示周恩来当时也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同宇，“保护”起来。但是周同宇毕竟被关进监狱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
周恩来在文革初期还曾经鼓励红卫兵的“打、砸、抢”。1966年8月，北京市红卫兵到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里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刘文秀，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拿起菜刀反抗，结果当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警察逮捕了刘文秀。红卫兵准备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且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刘文秀。
周恩来得知消息以后没有同意，而是下令法院在李文波死后还判处他死刑，而且判处根本没有动手的刘文秀死刑，把她枪毙了。周恩来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红卫兵，实际上是利用司法机构为红卫兵凶手脱罪，“合法地”滥杀无辜，后果是，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随即急剧增加。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共第一次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曾经远远高于毛泽东。即使是中共所说的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也只是在周恩来的全力推荐下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而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后来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是组长，毛泽东和王稼祥是组员，周仍然是毛的上司。但是周恩来此后逐渐将毛泽东推到前边，自己则甘当副手。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周恩来主动把军委主席一职让给毛泽东，毛泽东才开始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共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命运的转折点，那么周恩来就是推动毛泽东命运转折的主要推手。毛泽东自己也曾经说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据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曾经有意让周恩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做一把手。杨尚昆曾经回忆说：“记得解放战争后期，恩来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不能做一把手，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
而周恩来眼中的“正确路线”就是毛泽东的路线。他辅佐毛泽东几十年，没有说过毛泽东一个“不”字，也没有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说过一个“不”字。
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的叶剑英曾经和他进行过最后一次谈话。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说，当时叶剑英让警卫和护理人员全部退出。叶剑英事后还让工作人员随时记录周恩来可能讲出来的想法和对中央某些人的看法。结果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讲。
叶剑英和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叶剑英后来曾经说，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剑英试探过周恩来的口气，周恩来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叶剑英说，周恩来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回首文革(14)：周恩来之死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开始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他的保健治疗计划需要经过毛泽东批准。医疗组向中共中央建议立即做手术。
但是毛泽东指示说：不要告诉总理和邓颖超；不要检查；不做手术。毛泽东的理由是：“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
于是，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周恩来的病情没有得到检查和积极治疗。
1973年2月，周恩来大量尿血，毛泽东终于同意检查。3月10日，周恩来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在邓颖超的鼓励下，医生暗中违抗毛泽东的旨意，用电灼术烧掉了部份癌细胞。
有人说，毛泽东担心周恩来活得比自己久，在自己的身后统治中国，因此故意拖延给周恩来做手术。
从客观上讲，毛泽东的指示的确耽误了周恩来的治疗。但是并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恶意延误治疗。
在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被确诊患了膀胱癌。毛泽东也同样表示：“得了癌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作些工作。”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本人对医生和检查治疗就不太信任，而且一再拒绝检查和治疗，在晚年时尤其如此。他说：“查这里，查那里，无非查出一些新的病……你们医生就是喜欢大动干戈。”
毛泽东还说：“老百姓有病还不是拖，拖拖就好了。拖不好的病，也治不好。”“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常常使医生很头疼，也耽误了对毛本人疾病的有效控制和治疗。对于周恩来的病，毛泽东还说过：“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1974年5月，周恩来的癌细胞扩散，医生再次提出做手术，中共政治局不同意。邓颖超只好托付周恩来医疗小组的一个化验员直接向毛泽东解释周恩来尿血的严重程度，毛泽东终于同意周做手术。
6月1日，周恩来接受第一次膀胱癌手术。但是不久病情复发，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认为这证实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说不能开刀嘛，一定要开。现在还不是又开第二次，我看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不到呜乎哀哉不止。”
事实不幸被他言中。从1974年6月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去世为止，周恩来一共做了13次手术，平均四十多天做一次手术。
周恩来在生命最后三年多里尽管身患绝症，但是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仍然免不了继续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周恩来在历史上曾经大力辅佐毛泽东成为中共头号领导人，打下江山，但是在毛泽东的眼中，周恩来仍然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
在1956年和1957年，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经济冒进政策。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在两年之内先后至少13次点名严厉批评周恩来，并且暗示说：“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周恩来深刻检讨，并且曾经提出辞去总理一职，这才躲过一劫。
1972年，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组织批判极左思潮。不料文革派和毛泽东后来觉得批极左有否定文革之嫌，因此把批极左当成“右倾回潮”批了一通。
毛泽东斗垮林彪，周恩来是有功之臣。但是毛泽东却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结束时翻出陈年旧帐，暗示周恩来在历史上犯过错误，追随过“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逼迫周恩来在党内高层中公开这些“错误”。
1972年，周恩来以高超的外交智慧和能力，为美中外交关系解冻、中国外交关系取得突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周恩来外交”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1973年6、7月间，毛泽东对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外交部几次提出严厉批评，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记斗争”。甚至骂外交部的通报是“放屁一通”。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还对王、张二人说，要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这里的“乔老爷”和“姬老爷”指的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部长姬鹏飞。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和唐文生后来解释说，毛泽东指的就是周恩来。
面对毛泽东的责难，周恩来只好不停地做检讨。毛泽东尽管暂时罢手，但是四个月以后，毛泽东加大了力度，再次向周恩来挥起大棒。
1973年11月13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基辛格临时提出要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就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但是周在会谈中并没有表态，表示要请示报告。
周恩来随后打电话准备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但是毛泽东正在睡觉。周恩来不便打扰，于是只好向基辛格建议双方各指定─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不料，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大发雷霆地说：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
毛泽东指示中共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统称为“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在会上，江青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说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周恩来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对江青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反抗，马上下令扩大批判会的规模，并且亲自拟订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增加了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等9个人。
批判会从11月25日一直开到12月5日。毛泽东通过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遥控会议。江青为首的批周“帮助小组”则负责贯彻毛的批周指示和意图。毛泽东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他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和政治压力，也纷纷猛批周恩来。江青企图彻底打倒周恩来，声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且指责周恩来曾经在毛泽东1972年年初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在毛泽东和江青的坚持和责令下，197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毛泽东这才缓和态度，对周的检讨批示说：可以了。并且批评江青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还在12月9日对周恩来假惺惺地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毛泽东还指着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
被毛泽东当枪使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后来发牢骚说：“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不过，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74年1月，毛泽东的大棒再起，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暗指“党内大儒”──周公，周恩来。
就在周恩来做第一次手术的6月，毛泽东把自己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修改印刷。其中有两篇文章专门批判经验主义，指名道姓地说周恩来是“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是“帮凶”。
毛泽东显然有心用这九篇文章打击周恩来。不过他最后并没有出手。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
1974年8月，周恩来做了第二次手术。中国宣布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文革大乱之后的中国，人心思定，周恩来当时似乎成了恢复秩序、实现稳定的象征。许多中国人希望周恩来尽快康复，重新主持国家的工作。1974年9月30日晚上，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中国国庆招待会，人们情绪激动，场面极为热烈。
毛泽东看到这种状况，曾经对王海容说：“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后来民间传言说，毛泽东保护周恩来，说“反周民必反”。其实毛泽东是批周不成，带着无奈的心情说这番话的。至此，批林批孔运动无疾而终。
1975年8月，毛泽东和文革派突然发起“评《水浒》运动”，说宋江受朝廷招安，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江青说得明白：“评论《水浒传》的要害是架空主席。”“宋江要架空晁盖”，“党内就有宋江”，指桑骂槐地攻击当时主持中国党政工作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文革期间，周恩来的政治对手不时把莫须有的“伍豪启事”拿出来，说他有叛党嫌疑；在1973年又批他在对美关系上“右倾投降主义”，而且毛泽东当时就曾经提到《水浒传》，对周恩来旁敲侧击。现在重提投降派问题，周恩来认定，这场运动是针对自己的。
一次，周恩来对蔡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他指责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份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1975年9月，周恩来病情再次急剧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他在手术前调来了1972年他说明“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直到9月20日进手术室之前才审阅完毕，并且让邓颖超交给有关部门存档。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突然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足见评《水浒》运动对周恩来形成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
后来也证明，周恩来对自己身后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投降派”问题。他在临终前让邓颖超注意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问题，另一件就是1973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实际上，评《水浒》运动是毛泽东和江青对周恩来的最后一击。
周恩来临终前还做了一件让毛泽东很不舒服的事，就是推荐邓小平接自己的班，主持国务院和政治局工作。这本来是毛泽东的初衷。
但是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结成了对抗江青的联盟。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右倾翻案”感到不满了，周恩来却偏偏提出让邓接他的班，毛泽东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尽管委托身边工作人员探视过周恩来，询问过他的病情，但是毛本人从来没有前往只有一墙之隔的医院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去世，有人说毛泽东幸灾乐祸；另一些人则说毛泽东感到悲伤。
周恩来死后，中共领导层多数人希望毛泽东参加周的追悼会，医疗专家也认为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但是毛泽东没有去。
据张玉凤回忆，她当时问毛：“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拍拍自己的腿说：“我走不动了。”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孟锦云回忆说，她把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以后，毛泽东流下了眼泪。
但是根据汪东兴保存的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毛在1976年1月12日曾经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我和...总理...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
与此同时，毛泽东身边的人得到命令：不准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不准戴黑纱。
周恩来去世三个星期以后，是中国的春节。除夕之夜，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鞭炮齐鸣。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当时是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提议放鞭炮热闹热闹。
但是张玉凤在回忆录中说，是毛泽东对她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据说，毛泽东还在别人的搀扶下，亲自点燃二踢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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