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文革：周邓对毛最后一击9/13事件以后，文革败相已露。但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之下，局势有所缓和。从某种意义上讲，周恩来使毛泽东的文革没有迅速崩盘。
文革以后邓小平曾经说过：“没有总理（指周恩来），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但是毛泽东一直对周恩来不信任，江青的文革派则为了争权夺利，将矛头指向文革中的盟友周恩来。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有类似的看法。
她说，毛泽东当时是“左右为难”，于是在老干部和文革派之间进行了权力平衡，“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让能做实际工作的邓小平主持行政及军队方面的工作。”为了不让任何一派独掌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势力。”
刚刚复出以后，邓小平不仅没有同江青的文革派对抗，而且进行过合作。例如，1973年中共政治局批判周恩来时，邓小平也对周恩来讲出重话，警告周恩来不要觊觎毛泽东的权位。
同年年底，文革派指责与周恩来关系密切、不愿意买江青帐的中共副主席李德生“上林彪的贼船”，是“大军阀”。邓小平第一个提出让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邓小平的表现被毛看在眼里。
高文谦：“到了73年的12月份，批周会议上邓的表现叫毛感到满意，所以毛那个时候把他又更进一步，提到政治局里面来，主管军委。邓的高峰是在1975年1月份的四届人大。当时他是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党政军四个职务。”
此时的邓小平位高权重，已经超过了文革前的水平。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强烈地感到邓小平有可能接毛泽东的班。不过，美国三一学院副教授文贯中博士认为，当时毛泽东未必是这么想的。
文革专家高文谦也指出，毛泽东当时还是要在左右两派之间搞平衡。
高文谦：实际上毛对邓一直是一种对周的心态，既要去用，同时要防着。这一点在四届人大的组阁安排中就看得非常之明显。毛政治上玩的是平衡。邓给安排为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而另一方面呢，毛把张春桥每一个都安排在比邓略微低一点，但是每一个，党政军几个职务，张春桥同样有。张春桥是政治局的常委、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
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双方斗争的关键在于权力之争。
高文谦：“既有理念上的分歧，同时也有权力斗争的问题。毛自己知道，这么大一个国家，天天搞革命，那是不行的，总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他知道文革派搞不了这个，需要有人来维持这么一个局面。周之后，毛安排邓的话呢，用意也就是这样子，‘右派’就是要去抓生产去。文革派就是要抓革命嘛。
“同时，江青这一派人也看出来，毛那个时候有意识地要把邓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江青这些人当然心里就不甘了。所以这里面还是有权力斗争。”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结成了联盟。文革的一大成绩就是打倒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靠文革起家的江青等人显然不会满意。因此他们之间似乎注定是天敌。周恩来也许是看准了这一点，主动接近和扶植邓小平。他不仅直接处理了邓小平正式复出和工作安排问题，而且加强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1973年4月9日，刚刚结束休病假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夫妇见面长谈，并且共进晚餐。期间，周恩来对邓小平讲：“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周恩来很清楚，张春桥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并不想查张春桥这个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他把这件事告诉邓小平绝对不是想对毛泽东有所不恭不敬，而显然是想在同文革派的斗争中拉住邓小平。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郭建博士说：“周恩来一直尽力地扶植邓小平。周恩来好像对邓小平出来一直是非常支持。而且我觉得，他很可能觉得邓小平干了一些周恩来本人愿意干又没有能够干的事。”
周恩来1975年年初在中国四届人大以后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曾经赞扬邓小平说：“毛主席说，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积极为邓小平接管国务院创造环境。其实毛泽东在说这番话的同时还称赞了第二副总理张春桥，说他“有才干”。而对这一点，周恩来却只字未提。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手术之前当着中共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从邓小平1973年复出，一直到1975年10月之前，在邓小平同江青的文革派的矛盾中，毛泽东基本上是支持了邓。例如，在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问题上，在风庆轮问题上，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上，毛都支持了邓，甚至罕见地在1975年5月和6月让邓小平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并且迫使江青等人写出书面检讨。还将王洪文派回上海，不让他继续主持中共政治局工作，让邓取而代之。
毛泽东还直接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
不过，毛泽东对邓小平并没有绝对信任。高文谦说：“毛对谁也不真正信任。对邓，他既要去用他，让他把经济给搞上去；同时要提防着他，用张春桥，用文革派来制衡他。”而文革派也“不辱使命”。从1975年6月开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共政治局日常工作，并且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全国上下进行整顿。中国经济的确有很大改善。但是文革派指责邓小平不搞阶级斗争，否定文革，进行复辟。
对于毛泽东来说，文革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他对邓小平的最大担心就是害怕他否定文革。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了。然而，与其说周恩来的去世使邓小平少了一个盟友，还不如说周恩来的去世使人们自然联想到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的继承人，实际上加强了邓小平在道义上的力量。
至此，毛泽东想要维持的在文革派和元老派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破局。无可奈何的毛泽东只好于1976年1月21日任命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接班，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然而，邓小平同文革派的斗争还在继续。从1976年3月下旬开始，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地出现人民自发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很快，北京的人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满了花圈。人们在各处讲演，朗读悼念周恩来的诗词。有些诗词表达了对文革派的不满。还有人甚至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和江青。
当时最著名的一首诗写道：“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便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
4月5日，中共出动民兵、军队和警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镇压。4月6日，中共政治局将这次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说：“士气大振，好，好，好。”毛泽东第二天又指示说：“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与此同时，毛任命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但是毛泽东的文革也就此彻底失败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给了毛泽东的文革致命的最后一击。
回首文革：人造红太阳毛泽东歌曲录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这是文革初期风靡全中国的一首歌曲，歌名叫《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歌中唱道：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当时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红色的海洋里伴随着这种音乐大跳“忠字舞”，向毛泽东表忠心。
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乡下的“十三伢子”成为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六亿人心中的红太阳，整个历程就是一场造神运动。
毛泽东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参与中国的政治事务。他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几个代表之一，但是直到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毛泽东才第一次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核心，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不过，当时小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
1936年年底，在周恩来的谦让之下，毛泽东成为中共军方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38年9月，从苏联回到中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统一的领导。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成为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被正式公认为党的领袖。
从此，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开始了，而且一开始的调门就很高。例如，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一封边区党政群众团体及全体人民给毛泽东的致敬信，说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领袖”。
1940年12月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在一篇文章中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
在1941年9月到10月间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1943年3月20日，中共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同时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处主席，并且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并且被赋予中共日常事务的决定权。造神运动初始阶段，毛泽东还有过自谦的表示。例如在1943年，当时的延安大学校长周扬把后来成为中国文艺政策座右铭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编辑在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书中。
毛泽东在4月份给周扬写信表示：“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这一方面显示毛泽东当时还有谦虚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显示他允许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实际上，毛泽东对中共对他的个人崇拜不仅基本上欣然接受，而且还曾经积极推动。194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纪念口号时第一次喊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毛泽东不仅与共产党并列，而且还排在共产党之前。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归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而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就是毛泽东。到了1947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40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其中第38条是：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连原来口号中的共产党都去掉了。
据朱德原来的机要秘书透露，在1950年3月，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人共同拟定了五一节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拿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和“人民胜利万岁”两个口号。
经历过文革的人，谁会忘记这首当时唱得最多，唱得最响的《东方红》呢。歌中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不过，这首歌并不是文革的专利。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年底，陕北民歌手李有源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曲调编唱出《东方红》，后来在中共各个根据地广为流传。就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年多前，中国还以这首歌的名字为题，编排了赞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型舞蹈史诗。
在为毛泽东造神颠峰时期的1970年，连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都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颗卫星发出的唯一信号就是《东方红》的旋律。中国当时欢呼说：“《东方红》响遍了全球。”
当时，中国人讲的是“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
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如果毛泽东晚上讲了什么话，人们就会连夜上街庆祝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这叫“贯彻最高最新指示不过夜”。
这场造神运动的主将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政坛上的顶级名流。
文革中被毛泽东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做修改党章的报告，说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人民提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在刘少奇的提议下，中共七大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面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已经出现种种严重的问题，刘少奇仍然表示：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刘少奇还说：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国的副统帅林彪，对毛泽东的鼓吹更是达到肉麻的地步。1964年，林彪决定大量再版《毛主席语录》，并且亲自撰写了再版前言，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说：“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在文革期间还说：“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显然，共产党人的祖师爷马恩列斯都已经不在话下了。
林彪还把军队中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扩大到全国。当时很多人可以把林彪介绍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背诵得滚瓜烂熟：“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于是，中国展开了大规模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并且评选积极分子，召开代表大会和讲用会。1967年11月29号，林彪还用文革之前的一首颂扬毛泽东的歌曲中的歌词给中国海军第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结果，这首《大海航行靠舵手》也成了文革最著名的标志性歌曲之一。
还有文革中在毛泽东和江青不断整治之中抑郁而终的周恩来。从1940年年底开始，周恩来作为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在许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把毛泽东摆在中央书记处前边。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期间，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弼石曾经说：“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然而在文革期间的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毛泽东捧上了新的高度。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于是，仅仅几年前还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而吃不饱饭的中国人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把红旗插变全球”了。
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10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接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时，称毛泽东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回首文革(17)：红太阳落山“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1970年11月，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摘自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所着《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19页。
尽管当时中国对毛泽东还是一片“万寿无疆”的欢呼声，但是毛泽东隐约感觉到，他已经来日无多了。文革之初的1966年，毛泽东打倒了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文革中期的1971年，毛泽东逼走了第二个接班人林彪。毛泽东只好对中国的领导层重新布局。
毛泽东曾经想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官员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搞平衡。但是这两派一直水火不相容。
毛泽东承认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官员在管理国家日常工作上有能力，比文革派强。但是，他时刻担心这些老官员会否定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文革。毛泽东欣赏文革派，特别是欣赏张春桥，也对自己的妻子江青有意栽培，但是发现他们同上层官员的关系都很紧张。毛泽东因此挑选了上海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进行培养，官至中共副主席，但是后来发现王洪文各方面都很不理想，而且依附于江青，于是打消了让王洪文接班的念头。
在毛泽东感觉这两派都不能完全信任或者托付全面大权的情况下，他的目光转向一批他从下边提拔上来的军政官员，包括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和汪东兴等人。
在文革中，各级领导机构组建的时候曾经提倡“革命三结合”，即所谓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实际上是老官员、军人和造反派代表的结合。1973年以后，这种“三结合”变成了年龄上的“老、中、青三结合”，以便形成接班梯队。
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三结合”有了另一层意思，就是老官员、文革派和从地方上提拔上来的官员之间的三结合。
最被毛看重的是华国锋。他1954年任毛泽东家乡湖南省湘潭的中共地委书记。1955年，毛泽东看中了华国锋写的三篇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文章，特别让他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且在会上介绍经验。从此，华国锋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文革前，他官至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在文革初期的1968年，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进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就任副主任。一年以后，他成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1970年2月，他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年8月，毛泽东将他调入中央工作，同时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华国锋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华国锋就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周恩来去世以后，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于1976年2月2日提名华国锋担任代总理。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泽东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任命华国锋担任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成为毛的实际接班人。
纪登奎，文革前夕是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曾经得到毛泽东的亲自关照提拔。文革初期，毛泽东亲自“解放”了纪登奎，使他担任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亲自指定纪登奎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在大会上讲话。纪登奎随后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林彪发生矛盾之后，毛让纪登奎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作为向林彪主管的军队“挖墙角”的重要棋子。中共十大上，纪登奎成为政治局委员，随后于1975年担任副总理，位列邓小平和张春桥之后。
吴德，文革刚开始时，彭真被打倒，吴德调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后来在中共十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陈锡联，解放军上将，1959年开始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在军中当时无论年龄和级别都算是中字辈。红军时代曾经是李先念的部下。抗战和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是邓小平的部下。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将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大、十大上，毛泽东都提名陈锡联担任政治局委员。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陈锡联成为副总理。
汪东兴，1947年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名符其实的中南海大内总管。他是中共九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大的政治局委员。
这批官员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入中共。文革开始时，华国锋44岁，纪登奎43岁，两个人都是1938年加入中共；吴德53岁，1933年加入中共；陈锡联51岁，1930年加入中共；汪东兴50岁，1932年加入中共。在文革前夕，他们多数在地方上任职，在中央没有根基，不属于任何派系，只忠于毛本人。
华国锋进京之后，对江青很尊重，关系一直不错。江青也曾经公开赞扬华国锋在批邓时表现出色。
据文革期间担任过副总理的农民陈永贵回忆说，华国锋曾经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
但是，在邓小平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以后，汪东兴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江青担任中共副主席，华国锋不表态，表示要请示毛泽东。江青因此对华产生不满。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1976年7月，汪东兴曾经说：“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议上骂这个骂那个。7月里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由上海帮带头围攻华国锋同志。”
纪登奎进入中央工作以后，曾经与四人帮关系密切，在批邓时态度积极。林彪倒台后，周恩来批极左。1972年12月，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表示：“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但是，军区政委纪登奎却随着文革派的腔调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
毛泽东不希望自己提拔的中间势力与任何一派关系过于密切，因此有一次毛泽东批评纪登奎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
毛泽东死后，华国锋准备除掉四人帮时，纪登奎表示同意，但是同时认为应该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显然与多数人要一网打尽的想法有差别。
吴德曾经积极靠拢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周恩来十分卖力。但是同时也与四人帮发生分歧。他曾经支持四人帮严厉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但是毛泽东死后，他又积极参与了除掉四人帮的活动。
陈锡联本来属于老派军人，但是颇得文革派赏识和毛泽东的信任，原因是他在文革中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关系密切。文革初期的1968年，周恩来将毛远新送到陈锡联那里担任他的联络员。当时只有27、8岁的毛远新不久便担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毛远新在东北期间盛气凌人，一派公子哥作风，人际关系很差。但是陈锡联却能放下身段，对毛远新毕恭毕敬。毛远新颇为受用。
不过，陈锡联与老官员也一直保持密切关系。邓小平文革中复出期间，陈锡联对邓十分尊重，同时内心里对四人帮不满。例如，1975年10月，陈锡联曾经在乌鲁木齐与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杨勇长谈，主要是谈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和四人帮问题。陈锡联后来积极参与了除掉四人帮的行动。
汪东兴曾经与林彪及其亲信关系密切，并且和他们一起在庐山会议上猛批张春桥，险些被毛泽东抛弃。汪东兴同江青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是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也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后，拘捕江青等人的行动就是汪东兴亲自执行的。
关于毛泽东对身后的政局安排，毛远新在文革以后曾经说，毛泽东说过：“春桥，思想家，但是，业务不行，全局工作弱一点，不如总理。”“国锋可以主持全面工作，春桥、文元、江青、登奎、锡联、先念、吴德次之。”在这八位“顾命大臣”中，毛泽东基本上排除了老官员，而希望文革派同中间派合作。
但是，在毛泽东的安排中没有军方强人，而文革派最大的缺失就是军方支持。江青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从1927年就开始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当然知道军队的重要性。文革初期在准备打倒刘少奇之前，毛泽东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首都工作组，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并且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据吴德回忆，当时叶剑英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
1967年2月，毛泽东也说过：“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
文革中毛泽东要对付林彪时，也是先让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动一个师在北京附近待命。
为了让文革派控制一部份军权，毛泽东让王洪文成为军委副主席，让张春桥担任军委常委、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委和上海警备区政委。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根据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去指挥军队，但是实际上，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有更大的说服力。
例如，无论以党内职务，还是军内职务来衡量，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上级。但是，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王洪文点名，许世友拒绝应声，弄得在场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尴尬。
许世友的儿子在一封信中写道：“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
可见，毫无军方背景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军中的职位只是虚职，真正主持军队工作的还是军方背景深厚的叶剑英和邓小平。
1976年批邓以后，叶剑英也受到波及。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一号文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决定让叶剑英“养病”，拿掉了他的“兵权”，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工作。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后，毛泽东说：剑英75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要下。叶剑英随后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尽管叶当时仍然是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但是，毛的安排为时已晚。林彪倒台以后，叶剑英利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便利，不失时机地和周恩来一起在军中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不让文革派染指军队。
例如，在1975年6月，叶剑英曾经找每一个大军区和军种司令员和政委谈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帮”。因此，在文革派同周恩来、邓小平的争斗中，军队许多将领都抵制了文革派的插手。
即使是陈锡联在代理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也一直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
本来，在1949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毛泽东在中国可以说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从刘少奇在延安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为中共指导思想开始，为了加强共产党的凝聚力，为了使中国人一心一意地顺服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制造了一个半神半人的毛泽东。
五十年代末大跃进的失败虽然使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但是毛仍然是中共的精神支柱。整个共产党仍然需要树立这个大家共同的领袖，以便对中国维持牢固的统治。刘少奇就毁灭在他造出的这个神手里。
林彪将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高度，到头来也尝到了作茧自缚的苦果。面对“红太阳”的政治攻势，林彪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造神的人无法打倒造出来的神。但是这尊神自己把自己打倒了。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中国普照了二十多年的“红太阳”似乎没有那么灿烂辉煌了。他自己似乎也清楚这一点。
据毛远新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当时说过：“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毛泽东竟然再一次保留了他的党籍，为邓在1977年东山再起，进而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提供了方便条件。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可能意识到叶剑英在军中的影响已经无法逆转，因此并没有彻底打倒叶。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临终前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叫到床边，包括叶剑英。毛见过所有人之后，特别再一次把叶剑英单独叫到身边。但是毛已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叶剑英到最后也没有弄清楚毛泽东到底想跟他说什么。但是这个举动完全可能显示，毛泽东认定，叶剑英是日后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
回首文革(18)：终结文革的华国锋1976年9月10号深夜，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专门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照相的杜修贤被汪东兴召入中南海。在那里，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和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手拉着手，站在毛泽东的遗体前，杜修贤为他们拍下了一张纪念照。
在这张照片中，有7个人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毛远新则是代表毛泽东参加政治局工作的联络员。据杜修贤回忆，照相显然是事先商量好的。四人帮愿意和华国锋、陈锡联照这样一张像，这很可能显示希望同他们结盟，也可能显示了四人帮设想的在毛泽东身后应该出现的政治格局。江青前一天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可能也证明了这一点。
文革派设想的政治格局同毛泽东给自己身后安排的政治格局有所不同。
在毛泽东安排的中共政治局里：四人帮有政治局常委两人，委员两人。元老派有常委一人──叶剑英，当时已被剥夺军权和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政治局委员三人，其中刘伯承属于摆设，许世友和韦国清是住在外地的大军区首领。
其余的人是中间派人士，有人称他们是“文革受益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窜升是文革的结果。这些人当中有政治局常委一人──华国锋，委员六人──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德生，其中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纯属摆设。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等人时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从毛泽东安排的政治格局可以看出，他显然是要让文革派与“文革受益者”合作掌权，将元老派边缘化，不让元老派否定文革。糟糕的是，江青和中间人士矛盾重重。早在1975年，江青就曾经对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向汪东兴汇报了这件事。那三个人先后都知道了这件事。可见，江青不信任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也不会同江青一条心。
被毛泽东委以军权的陈锡联尽管与四人帮和毛远新关系很好，但是他背着他们保持着同叶剑英和元老派的密切联系，骨子里和元老派站在一起。毛泽东刚刚去世，陈锡联马上连续两次提醒李先念说，四人帮可能要夺权，要当心。
这样，在这张8人照片上，可能与四人帮合作的就剩下华国锋了。他是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的意向举足轻重。当时，华国锋对两派都有些担心。
据陈永贵回忆，在毛泽东去世前几天，华国锋对他说：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他还说：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
显然，华国锋既担心毛泽东更信任四人帮，把遗嘱交给他们，更担心支持邓小平的元老派复辟。
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直接控制中共领导人警卫部队的汪东兴对华国锋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关键的作用。汪东兴与江青长期不和。他认定，如果在毛死后江青掌权的话，自己绝无好结果，因此他早有除掉江青的意图。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1976年7月的一天，汪东兴对他说：“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怎么样？”汪东兴还告诉李志绥说：“我同国锋同志讲过。他说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天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这说明，早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汪东兴已经在怂恿华国锋除掉江青，而且得到华国锋某种程度上的认可。
对于四人帮，元老派早已磨刀霍霍。许世友的儿子曾经写道：“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c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在毛泽东死前的1976年，王震就找到叶剑英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后来回忆说，他向周恩来请示此事，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坚决反对这种行动。反观文革派，并无阴谋“篡党夺权”的证据。1976年9月16日，四人帮控制的“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其中强调指出毛泽东的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而华国锋知道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实际上两句话在意思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华国锋认为是四人帮要夺取对毛泽东遗嘱的解释权。后来的事实证明，华国锋是小题大做了。
张春桥在1976年5月写给亲信徐景贤的一封信中说过：“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
不过，元老派当时毕竟不在权力中心，没有实权。
在这个时候，恰恰是毛泽东对接班人的安排给华国锋和文革派之间产生嫌隙提供了条件。
毛的这种安排也使华国锋觉得自己地位不稳。这时，汪东兴便说服华国锋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汪东兴说了些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汪东兴的话发挥了关键作用。
有一种说法是，汪东兴在庐山会议曾经支持林彪打击张春桥，因而向毛泽东写过检讨书。毛泽东去世后，江青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怕江青看到这份检讨书，自身难保，于是怂恿华国锋马上干掉四人帮。这种说法还无法得到证实。
在另一方面，江青为人骄横拔扈，胡搅蛮缠，很难与人共事，就连同自己派系内的人也矛盾重重。例如，她在文革中最密切的盟友，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都先后与她反目为仇。
1975年6月，毛泽东曾经告诉邓小平说，江青告王洪文的状。他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
在解决四五天安门事件时，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是否动用军队和武器镇压方面与江青意见不一。王洪文甚至顶撞江青说：“要带武器可以呀，要开枪也可以呀！反正我王某人不担这个罪名。”
对于江青的弱点，毛泽东十分清楚，说江青“积怨甚多”，要求她“要团结多数”。
毛泽东去世两天之后，华国锋找到李先念。
不过，李先念尽管害怕，后来还是去找了叶剑英。但是由于李先念的犹豫，叶剑英并没有与之深谈。过了一天，叶剑英直接去找华国锋，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汪东兴在9月11日也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
他们经过分析之后认为，由于很难控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因此不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只能采取人们所说的宫廷政变手段。此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也多次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不过，具体行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个人知道，而且他们三人之间也是分别联系，并没有在一起开过会。据汪东兴回忆，在这一期间，叶剑英同他谈过五次。他们约好在10月1日国庆之后准备10天再动手。但是叶剑英后来觉得需要提前动手，并且在10月2日提出要“以快打慢”。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后来的调查和审查结论都证明，这篇文章并不是四人帮指使或者授意发表的。不过，华国锋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误以为这是四人帮要动手的信号。于是，他在10月4日和5日分别与叶剑英和汪东兴见面，决定提前在10月6日动手。
10月5日，华国锋打电话给在外地的陈锡联，让他即刻返回北京，和吴德一起调动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将北京严密控制起来，防止住在外地的军队或者城内有人采取支持四人帮的行动。
汪东兴亲自制定了抓捕计划，在行动五小时之前向中央警卫局局长和几个副局长布置了具体任务，并且亲自从中央警卫团挑选了几十个军官，和他们逐个谈话，交待抓捕任务。
1976年10月6日上午，浑然不知大难即将临头的江青同毛泽东身边的人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下午，江青到景山公园摘苹果、照相。
晚上，华国锋和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汪东兴亲自指挥，秘密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毛远新等人。
华国锋和叶剑英连夜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通报情况。叶剑英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并且获得通过。
四人帮垮台了，文革结束了。早在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就对江青说：“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华国锋和四人帮等人谈到权力交接问题时说：“......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尽管这场中共内斗没有“血雨腥风”，但也是杀气腾腾。叶剑英在解释自己坚决不担任中共主席的时候曾经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陈云也曾经对使用抓捕的方法表示担忧地说：“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1976年10月6日，历史被毛泽东言中。只是，毛泽东不会想到，终结文革的是他钦点的接班人──华国锋。回首文革(19)：上山下乡骗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其实，上山下乡并不是文革的产物。它开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955年9月4日，由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抵达黑龙江省，由王震主持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垦荒点。随后，二十多个省、市组成了青年远征垦荒队，到北大荒垦荒。
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达到高潮，一直持续了12年，一共有大约166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革前，知青下乡多少还有一点自愿的成份。在官方的公开口径上，知识青年是去支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但是从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已经开始带有强迫的色彩。
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2006年，中国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无声的群落》就是一批文革以前到四川大巴山区落户的老知青撰写的回忆录。这本书的主编，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就是1964年下乡的重庆知青。
到了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目的变成接受“再教育”。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1975年下乡的天津知青张虎臣说：“当时没有选择，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必然要下乡。”
在美国的作家巫一毛是1976年下乡的安徽知青。巫一毛：
“当时，叫你去，你就得去。当时，能够扫马路都情愿啊，不要下乡。没办法。”在乡下，知青遇到的问题比比皆是。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小学教员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诉说自己的儿子在下乡中遇到的生活困难。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于是，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间，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数百名女知青的情况。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查处，“不要手软”。李先念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结果，这些罪犯都被枪毙。
但是，李庆霖的信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知青的命运，反而掀起了另一次上山下乡高潮。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又有750多万人上山下乡。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1976年5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份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这时，知青都在想方设法回城。北京知青章明说：“越到后期的时候，士气就越低落，大家都是想着怎么能尽快地返城，用各种各样方法吧。”
当时，所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即使是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多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中国国务院当时也承认，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天津知青杨扬说：“同学们一个个走。谁的父母解放了，就走一个。谁走了，你就知道，她父母解放了。或者说，她的父母还没解放，但是他通过他的老战友转啊，到他老战友部队里当兵去了。”
人们一直在猜测，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毛泽东是带有乌托邦理想的诗人，想培养新型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知识青年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让“次先进”的贫下中农承担重任呢？而且，毛泽东以后再也没有对知青问题发表过任何具体指示。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显示，他十分清楚上山下乡问题重重。但是他只模糊地说要“统筹解决”。1976年，毛泽东对知青问题还做过一次模糊的批示说：“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毛泽东对解决下乡知青问题既没有成熟的想法，也拿不出具体建议或者指示，更没有说过“再教育”需要多久才算完成。这些“革命接班人”在他心中的份量可想而知。
有人说，毛泽东在1968年要稳定局势，所以要把造反的红卫兵赶出城市。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毛泽东从来没有明说。早在中共建政初期，这个原因就形成了。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
“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份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同年12月，毛泽东谈到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他说：“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随后，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1957年4月8日，刘少奇主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指出：“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这一切都充份显示，早在文革开始以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已经成为中国的既定经济政策。文革开始以后，1966、1967和1968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积压在城里，大约有1000多万人。此时，中国共产党再次动用上山下乡的既定政策。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1967年12月22日，中国教育部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毛泽东随后在1968年4月批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时说：“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分配。当时，工矿生产规模比文革前还小，根本无法容纳更多的工人，结果只有农村和边疆可去了。
这时，中国官方借助文革的极左思潮，顺势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上浓厚的政治色彩，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把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引起热烈响应。仅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毛泽东平息了红卫兵运动，解决了城市人口问题，也就不再考虑这些知青的前途和命运了。
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是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仍然有大约220万知青下乡。而且计划在1979年下放80万知青。不过，重新执政的元老派官员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78年3月，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表示，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却买了四个不满意，就是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
他说：“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终于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原则加上了“城市安排”这一条。
运动实遭否定 百万知青返城
此举让700多万在农村的知青闻风而动。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中共上层感到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
19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连调查组组长和一些成员都不禁为之动容。
1979年2月，中国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到1981年，已经有600多万知青回城。在云南的知青的抗争促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时12年。先后有1660万知青上山下乡，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绝大多数知青耽误了学业和事业，失去了最佳竞争年华。上山下乡运动毁了他们的一生。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最后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动否定了这场运动。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向当年的知青或者他们的家庭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赔偿。只有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1981年10月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但在文革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回首文革(20)：超越国界的文革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的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中国派出的使节、专家，首要任务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196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把《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发行到海外。据新华社1967年11月24日报导，文革一年，中国已经出版25种外文毛主席著作，共460多万册，发行到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要革命，就要同修正主义做斗争。1967年发生的“红场事件”带有浓厚的文革色彩。在文革开始以前，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关系曾经最密切的社会主义盟友彻底决裂。
1967年1月，一批中国在法国和芬兰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批准和支持下，他们到红场的列宁墓去与“苏修”做斗争。他们在列宁墓前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赞颂苏联已经清算过的暴君斯大林。
这种做法既是对苏联的公开挑衅，也违反了在红场列宁墓不得大声喧哗的规定。苏联警察因此强行将中国留学生带离红场，送往飞机场和火车站，驱逐出境。
中国大使馆为他们每个人戴上大红花，称赞他们是反修英雄。这些留学生还在火车站大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苏联领导人的口号。
周恩来则发电报慰问这些留学生，并且通过中国外交部向苏联表示强烈抗议，说“苏联人民一定会起来造修正主义头子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粉碎修正主义的统治。”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发生边境武装冲突。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急于通过中苏热线电话与毛泽东直接商讨结束冲突问题。但是中方接线员竟对他说，“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当场挂断了电话，使中苏两国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通上电话。
但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却表扬这个接线生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在苏联的卫星国蒙古，中方人员散发毛泽东像和著作，利用华侨学校师生向华侨和蒙古人宣传毛泽东思想。蒙古政府因此宣布驱逐三位学校老师出境。
在中国外交部的指示和鼓励下，中方人员不顾蒙古方面的劝阻，坚持在火车站为这三个教师送行时朗读毛泽东的语录，喊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唱《国际歌》，结果与蒙古警方人员发生冲突。
此后不久，蒙古驻华大使馆的一辆汽车在北京友谊商店门口无意中压上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海报，车上的蒙古大使夫人和两个蒙古外交官躲进友谊商店，在场的中国人把司机揪下车，当场烧毁了这辆汽车。
中国政府向蒙古提出强烈抗议，说这是猖狂的反华行径，并且宣布把这个司机驱逐出境。这个司机在回国途中经过内蒙的二连浩特时又被揪下火车“批斗”了一顿。
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中国不惜牺牲国与国关系，其中许多国家在文革前与中国关系很密切。
1967年，中国在缅甸的大使馆和新华社分社在华侨中大力宣传文革，鼓励华侨学生带着毛泽东的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上学。缅甸政府下令禁止佩戴毛泽东像章和毛的著作，开除有关的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
1967年6月，缅甸因此发生反华骚乱，华侨学校、新华社和中国大使馆都受到冲击，造成十几个华侨和一名中国专家死亡。中国在北京组织了20多万人的示威游行，经毛泽东同意，人们喊出了打倒缅甸领导人奈温的口号。中缅关系彻底恶化。
在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斯里兰卡，中国外交人员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斯里兰卡政府的警惕，禁止毛泽东的画像和著作进入斯里兰卡，并且在1967年8月在一艘中国船上搜出准备偷运进入斯里兰卡的一箱毛泽东像章。斯里兰卡政府向中国提出交涉，中国却指责斯里兰卡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
1970年10月，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时，在大使馆门前挂出大标语写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无异于在一个民主国家鼓吹暴力革命。斯里兰卡政府对此非常不满。
在与中国非常友好的柬埔寨，在中国外交官和外援专家的组织和鼓动下发生了一些“造反”行动，迫使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驱逐了两个中国专家，并且限制华侨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禁止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的像章。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表公开信说：“崇敬毛主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
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访问中国，要求中国不在柬埔寨宣传文革。但是周恩来却要求西哈努克“允许柬埔寨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
西哈努克表示，这等于“授权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间进行颠覆活动”。
美国德拉瓦州立大学教授程映红说：“西哈努克就曾经要下令召回驻北京大使。后来是周恩来再三做了解释以后，他才没有这样做。”
巴基斯坦是中国最忠实的盟友之一。1970年，巴基斯坦两家报纸在报导台湾消息时把台湾称为国家。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国内报告说“巴基斯坦报刊反华”，建议外交部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进一步上纲，把“巴基斯坦报刊反华”说成是“巴基斯坦反华”，而且对巴基斯坦提出“强烈抗议”。
巴基斯坦外长解释说，那是报纸的说法，政府无法控制，但是并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但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代办傲慢地拒绝接受他的解释。于是，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指示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紧急约见中国总理周恩来。
这位大使见到周恩来之后，马上拿出一本文革时最时髦的《毛主席语录》，读了一段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然后他对周恩来说，印度攻击巴基斯坦的对华政策，中国应该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令事先并不知情的周恩来十分尴尬。
在同中国十分友好的非洲国家坦桑尼亚，中方专家在1967年把文革带到一个援建的纺织厂。他们在工地上竖起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牌，放毛泽东的语录歌和文革歌曲，抓走资派，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宣传“造反有理”，鼓动他们对坦桑尼亚政府造反。
不仅如此，中国还在文革期间加强了对各国共产党反政府暴力活动的支持。中共从1949年建政以后就一直在东南亚大力扶植和支持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输出革命。1965年8月，中国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了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其中说道：“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
当时的中共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区。中国可以以东南亚和亚洲地区为中心，先把红旗插到亚非拉，然后插遍全球。
为此，中共曾经直接支持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新加坡、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等国的共产党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的组织从事反政府暴力活动。
中国在文革前一直扶植和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反政府暴力活动。1961年，马来亚共产党决定放弃武装斗争，准备以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的和平进程。
但是中共将马共领导人陈平等人召到北京，由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出面，要求马共坚持武装斗争，配合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东南亚“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因此延长了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中共向马共提供资金购买军火，并且于1969年1月在中国的湖南省益阳市建立了“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用马来语、泰语、英语和一些汉语方言进行广播。
1981年，在中共的敦促下，马共与政府和解，这个电台撤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劝说马共与政府和解的人就是当年劝说马共坚持武装斗争的邓小平。
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国家相邻的省份中有一些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国家的人属于同一个民族。毛泽东和中共明确地告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可以到中国的这些少数民族中招兵买马，扩大队伍。
1970年，毛泽东接见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时就提出让老挝共产党到云南的老挝族中去征兵。毛泽东说：“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还说，当年李宗仁和白崇喜的部队就有这些少数民族，很能打仗。
中国在文革前曾经保证不公开支持缅甸共产党，不允许缅共领导人在中国公开露面。到了文革，所有禁忌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在中国公开活动，在中国报刊上发表文章，煽动推翻缅甸政府。
毛泽东还批准在中国居住了17年的大批缅共成员回缅甸 开展武装斗争。中国派出部队护送他们进入缅甸境内的安全地带，而且在途中曾经与缅甸政府军发生过战斗。
中国还向缅甸共产党派出一些军事顾问，与缅共游击队并肩作战。文革期间，有大约两千名在云南的知青进入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其中有一千多人死在他乡的战场上。
狂热的中国人在文革初期还要同帝国主义做斗争。当时最大的一场“反帝反殖”斗争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次事件是香港左派暴动直接引起的。
1967年5月6日，香港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工人罢工，并且同警察发生冲突。香港左派乘势采用文革方式张贴大字报，进行抗议示威。港英当局派出警察强力镇压。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还在北京、广州等地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港英当局，支持香港左派。一场香港的劳资冲突演变成一场中国政府同港英当局的冲突。
文革初期，一些广州的红卫兵就潜入香港，秘密制造手榴弹等武器，准备与港英当局进行暴力对抗。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香港左派在香港使用暴力手段进行斗争，包括进行暗杀活动。
1967年7月8日，在香港与中国大陆接壤的沙头角，中国民兵越界进入香港一侧，与香港警察发生冲突，中国边防部队也参加了战斗。结果有5名香港警察被打死。同日，香港市中心发生暴力示威，有人向警察投掷炸弹。
港英当局则以更强硬的武力手段对付左派，并且查封三家左派报纸，逮捕几十名报社工作人员。中国外交部立即提出紧急照会，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撤销停刊令，释放被捕人员。港英当局加以拒绝。
结果，北京一批红卫兵在8月22日冲进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殴打英国外交官和家属，焚烧了9辆汽车、代办处大楼和英国代办的官邸。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报导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然而毛泽东当时并不想强行收回香港，而是要继续利用香港与外界保持联系。因此，左派暴动实际上干扰了毛泽东对香港的设想。在当年12月，周恩来下令停止抗争，这次“反英抗暴斗争”以中方退让告终。
期间，一共有50多人死亡，800多人受伤，被捕的人将近5000人。周恩来后来说：“由于斗争的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但是直到1971年3月2日，周恩来才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英国公开表示道歉。
在1967年，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冲击的还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
根据中国出版的外交史，在1967年前后一年里，在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48个国家里，有将近30个由于中国宣传文革而同中国发生外交纠纷。结果，中国驻外领事馆由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三十多个减少到6个。就连一贯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北韩都曾经与中国发生分歧。
德拉瓦州立大学教授程映红博士说：“北韩处于中苏之间，不愿意明确地表现出袒护中共的立场。当时的红卫兵和激进左派就认为他们是所谓的‘朝修’，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看到这种宣传文革和毛泽东思想的方式效果很差，只好出面制止。
当时，中国对这种外交困境的解释是，这是“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结果。唯一一个同中国坚定地站在一起的是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的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
中国当时的极左思潮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极为吻合，中国也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阿尔巴尼亚艺术家甚至把毛泽东1961年11月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谱写成歌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为当时少见的“外国流行歌曲”。
不过，1971年中国和美国改善关系之后，阿尔巴尼亚表示非常不满，说中国“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反目为仇”的事例也与文革有关。在1967年到1968年文革期间，秘鲁共产党的反政 府武装“光辉道路”的创建人古兹曼在北京受训，极其崇拜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回到秘鲁后，古兹曼分裂了秘鲁共产党，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光辉道路”派的领导人。
1979年，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联手逮捕“四人帮”，“光辉道路”派在秘鲁首都利马街头张贴出反对邓小平的标语。在中国审判“四人帮”时，“光辉道路”游击队用手榴弹袭击了中国大使官邸和中国大使馆文化处，以示抗议。
回首文革(21)：血统论和出身论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现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喊出了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8月12日，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组长谭力夫和刘京联合写了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8月20日，谭力夫在一次辩论这副对联的大会上大肆鼓吹这种观点，使他在全国扬名。
这副对联、谭力夫的讲话、以及他和刘京的大字报在中国掀起一股公开讲究家庭出身的风气。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学生红卫兵自称“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谭力夫又加上资本家和走资派，变成“黑七类”。当时，“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准戴毛泽东的像章，不准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
全国各地兴起主要针对“黑五类”的“抄家”行动。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上海的红卫兵抄了10万多户；武汉的红卫兵抄了两万多户。还有一些地方对“黑五类”及其子女进行屠杀。例如在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在广西的宾阳县，20天里屠杀了3000多人。在湖南省道县，两个月里杀了4000多人，逼迫自杀300多人。但是谭力夫等人没想到，中央文革表示不赞成对联的提法。1966年8月2日，陈伯达对红卫兵说，这种说法“不全面”。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8月6日，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对他们这种阶级路线分明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建议将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于是，一首题为《鬼见愁》的流行歌曲应运而生，歌词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将对联和谭力夫的观点斥责为“反动血统论”。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
此时，大批高级官员开始受到文革的冲击，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所谓的“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而且暗指毛泽东专制，想保护自己的父母。他们提出的口号包括“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江青太狂了”，“踢开中央文革”。他们还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不出一个月，“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00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逮捕。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
“他们对红卫兵的不满，以至于后来的抛弃，是由于他们进一步地要批判各级，包括一些高级干部，要批判老革命的时候，而这些红卫兵，由于他们不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就出来反对，中央才决定要抛弃他们。
“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强调出身，因为你文化革命革到老干部头上来了，他们去保老干部，所谓‘保爹保妈’，成了一支特别有力量的保守力量。毛和中央文革就翻过来把他们打下去。”
几乎在这同时，北京青年工人、“右派分子”的儿子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猛烈抨击了弥漫中国上下、以家庭出身决定前途命运的歧视行径。他指出，依照推行血统论的人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他写道：“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罗克的文章与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批判遥相呼应，在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反党的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入狱。
中央文革并没有像批判血统论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遇罗克的《出身论》。
在血统论上对立的两派人都进了监狱，但是却有不同的结果。1968年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了100多个被逮捕的“联动”成员。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些人，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谭力夫也于1968年5月29日被释放，而且改名叫谭斌，很快进入了那个年代年青人最向往的军队，还成为军官。
“尽管对联、血统论受到很严厉的批判，但是到后来，这些干部子弟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特别是到了后来上山下乡了，他们很多出身好的去当兵了，开后门干这样、干那样去了，等到一旦有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那么他们也是近水楼台。“在工农兵大学生中间，这个干部子弟占的比例是超乎寻常的高，都反映了整个文革，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前的10年之内的时间里面，家庭出身的歧视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与此同时，遇罗克也以为有朝一日他会出狱。当年由于讲了几句对江青不太恭敬的话而被判处死刑的张郎郎曾经和遇罗克关在一起。
然而，尽管遇罗克批判的是中央文革批判的血统论，尽管遇罗克在入狱后向当局表示：“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我的日记可以证明我对党的热爱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是他再也没有重获自由。
文革结束以后，改名为谭斌的谭力夫先后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以及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当年和他一起主张血统论的刘京则成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鼓吹“反动血统论”的“联动”、谭力夫重新成为中共的“自己人”，而批驳血统论的遇罗克却惨遭灭顶之灾。说到底，血统论符合中共的阶级路线，而遇罗克的《出身论》与这条路线背道而驰。中共在家庭出身问题上主张：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1968年12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道：“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这段话似乎是给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出路，但是实际上肯定了这些人带有原罪，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在政治上和别人平等，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
再对照一下谭力夫在1966年8月20日那次讲话中说的话，他说：“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他的话显然反映出中共阶级路线的实质。
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从小到老，填写各种表格都要填上“家庭出身”，而且是要填上祖父的成份。只要祖父是地主、资本家，你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后代。政治审查要查到祖父那一辈，这叫所谓的“查三代”。
这种家庭出身要随着每个人的档案带一辈子，入党、入团、提干等等，统统受到歧视和影响。高干子女的命运则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父母被打倒，他们就遭殃；父母重新出山，他们也时来运转。封建世袭制和“株连九族”的味道极为浓厚。
实际上，中共文革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没有一个人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时曾经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周恩来说：“我弟弟周同宇，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周二人都表现出大义灭亲的情操，证明好人可以和坏人亲属划清界限。林彪则表明坏人的亲属也可以是最优秀的好人。
其实，根据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周恩来把弟弟抓到北京卫戍区，实际上是明抓暗保；而毛泽东不会不清楚，即使自己的父亲在世，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他们这番话显然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中国并没有详细统计当时有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1979年，中共宣布为所有的地主富农摘帽。《北京周报》报道说，被摘帽的有400万人。据说在文革中有120万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以一家四口人计算，加上孙子辈的一代，全国至少应该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其它“出身不好”的人。
据中国官方内部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两百多万人，受到迫害株连的人达到一亿多人，超过中国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应该居多数。回首文革(22)：毛式教育革命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就在不到两年前的1964年春节期间，毛泽东还在中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索性推翻自己的说法，一棍子把教育界打成漆黑一团。
8月8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当中直接呼应毛泽东的指示，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于是，伴随着文革的开始，“教育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文革第一年，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连在国外的留学生都被调回国休学一年，参加文革。
1968年8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革派主要干将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不信任、鄙视和敌视态度十分明显。
随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纷纷进驻并且管理全中国的各类学校。
1971年8月，毛泽东批示下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于是，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列上了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受毛泽东的影响，当时的人对知识分子存在普遍的鄙视，加上原来就认为知识分子迂腐，因此戏称他们为“臭老九”。
同样是在这种蔑视和敌视知识分子的气氛下，中国几乎所有学校的领导和主要教师都在文革中受到过批斗和迫害，其中高等院校的教授更是首当其冲。
根据中国对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的统计，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育界官员和教师有14万人之多。卫生部所属的14所高等院校有教授、副教授674人，其中有500多人受到过迫害。文革10年，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副教授从7800人减少到5800人。1966年到1969年期间，中国的高等院校完全停止高考招生。从1969年开始，许多高等院校迁出大中城市，大批教师被下放。1965年中国共有高等院校434所，到1971年为止，全中国一共撤销高等院校106所，其中包括高干子弟云集的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院校。在大学教育中，毛泽东尤其对人文科学的教育不满。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的确，在毛泽东教育革命的主张中，缩短学制是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在1964年就说过：“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制可以缩短”。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发出所谓的“七.二一指示”，再次显示他轻视大学文科和希望缩短学制的观点，而且提出了招收大学生的新方法。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于是，中国的大中小学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在学制上，中国将小学从6年缩短成5年，中学从6年缩短成4年。大学从4年缩短成3年。从1970年开始，中国高等院校陆续招生开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招收“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工农兵学员”。
招生时强调政治。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将近9000名工农兵大学生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党员占46.2%，团员占38.1%，非党团员占15.7%。
招生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由于“领导批准”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日后“走后门”打开了方便之门。当年的重庆下乡知青、美国海因波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博士说：
“我就找到我们厂子里一个主管教育的书记，说听说大学要招生了，要考试。我来厂子里面已经将近两年了，我说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考一下。如果考上，我一定学好了过后回来回报厂子里对我的培养。他就说：“让我们研究研究吧。”那一年，他的女儿上大学去了，厂长的女儿上大学去了，还有那些厂的干部上大学去了。”
官员的子弟，尤其是高级官员的子弟很多成了工农兵大学生，甚至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这些当年还没有“解放”的高级官员的子弟。邓榕就在回忆录中说：父亲多次向中央提出请求，争取让我和飞飞上大学，让孩子们受到高等教育。我和飞飞这次能够上学，完全是父母亲努力的结果。在当时，要想上大学可不容易。所谓“推荐”和“选拔”，是有许多的条件的，要出身好，要表现好，还要和领导关系好等等。实际上，很多人都是想尽办法去“走后门”、拉关系，才能上得了学。我们自己开玩笑，我们上学也是“走后门”，而且走的是毛主席这个最大的大“后门”，否则，凭我们这样“可教子女”的身份，又在僻远农村插队，根本不可能上大学。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邓小平的女儿邓榕1972年进入江西医学院学习，是那里的第二批工农兵大学生。邓小平复出之后，邓榕又转到北京医学院学习。这种“呼风唤雨”的能力，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能够做到。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在当时就先后将十几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送入大学学习。他还特别阻止四人帮批走后门，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
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他竟然对四人帮说：“走后门这样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了，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即使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多数人也并不是普通农民的子弟。当年的一位工农兵大学生说：“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公社干部或者什么干部的子女占多数啊。那个比例当时比较多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大学招生取消了文化考试，而且规定初中文化程度就符合条件，因此学生入学时的文化程度很低。据北京市当时的一个报告说，北京市11所高等院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1972年进入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工农兵大学生郭家政说：“高中生特别少，初中生多，还有小学生。所以成绩参差不齐。”
另一位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说：“当时我们那个年级是三个班，是按照文化程度来分班的。我们那个班基本上是高中生，还有一个班是中间那个班，就是初中那一段的。还有一些就是刚好上中学，那些人是小学毕业的，成绩是比较差的。”
当时大学的课程有三个主要内容，即：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同时，学生们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当时，工农兵大学生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1970年7月，文革派提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新方向，“必须批判资产阶级”，“革命大批判...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要抛弃旧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专业知识学习一减再减，造成学生知识贫乏，水平较低。1973年入学的这位工农兵大学生说：
“工农兵学员就应该是到工厂、农村去实习。当时也把我们弄到下边去支农，然后又到工厂里边当工人。总之耽误了很多时间。那么学习呢，也不考试，然后“批林批孔”，然后又“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业呢，也随便你作不作、交不交都行。写批判稿的时间很多。反正没有学多少东西。”
说到学习不考试，不能不提到当年“大名鼎鼎”的反潮流人物张铁生。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试图整顿教育，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中试行推荐和文化考试相结合的方法。
女工农兵大学生：“全部到县里边去考，还是推荐以后。推荐的是5个人还是4个人里边上一个。”
当时的文化考查非常简单，而且考试的时候可以看书。但是辽宁省下乡知青张铁生的物理化学考试只得了6分。张铁生十分清楚自己的能力，便事先准备了一封信，在考场上把信抄在试卷的背面。
他在信中一方面声称工作忙，为了集体利益，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同时表示“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在另一方面，他又说上大学是他“自幼的理想”，并且用央求的口吻说：“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考试之后，张铁生还四处找关系“走后门”。
但是毛泽东的侄子、当时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看到了他这封信。他和文革派一起指责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张铁生不仅上了大学，还入了党，成为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的领导人物和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们后来称他为“白卷英雄”。
结果，大学招收进行文化考试在第一年试行时就腰折了。高校中的考试制度也废除了。
在文革前，毛泽东就曾经指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多招一些贫下中农子弟，初通文字，有小学程度，就可以上共大。”
毛泽东的关心和赞赏也使江西共大得到文革派的特别青睐。文革中曾经以江西共大的办学过程为素材拍摄过一部电影《决裂》，用来配合工农兵上大学的教育革命。
毛泽东在1964年还曾经以孔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等古今中外名人都没上过大学为例，说明成功未必要经过正规教育。
从1970年四万两千人入学，到1976年，中国一共招收了94万工农兵大学生。据中国的统计，文革10年，中国少培养大专毕业生100多万人，中专生200多万人。因此造成中国在文革后一度严重短缺高、中级专业人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时候，在毛泽东公开鄙视知识分子的时候，各级实权人物却纷纷通过关系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大学，成为新的知识分子。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一反常态，竟然也说起知识分子的好话来了。他说知识分子象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他说：
“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臭老九，老九不能走。”最后这句“老九不能走”借用了当时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反派头目座山雕的一句台词，后来成了全中国人们津津乐道的“名言”。
文革结束一年以后的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和原来的大学学制，文革10年积压下来的570万考生参加了这次高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越南抗法战争期间，韦国清1950年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党委书记，参加指挥边境作战、奠边府战役。1955年任公安军副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年韦国清任广西省省长、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
1958年起，韦国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共广西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62年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 1964年兼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1964年12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韦国清在主政广西的20年中，根据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加速广西的各项建设，使广西的工农业生产、水利建设和国防、文化教育等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68年，造反派组织“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反对韦国清的领导，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支持他。韦国清向“四二二”发起攻击，由此产生大规模流血冲突。196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3年任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6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7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
韦国清也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九至十二届中央委员、十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四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6月14日病逝于北京。
1955年王震开始在黑龙江建立军垦农场，主持开垦北大荒等拓荒事业。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2]。1956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部长。
1954年6月，时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乘火车离京前往黑龙江省汤原县视察，因为那里驻守着从朝鲜战场回国承担森林铁路修建任务的铁道兵第5师部分官兵。当时，他们一边做着工程扫尾工作，一边等待办理复员手续。列车一进入黑龙江境内，便驰骋在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上，王震惊叹万分：“北大荒真名不虚传。漠漠大荒，一望无边。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真是搞农业机械化的好地方！”
在驶往哈尔滨的列车上，王震兴奋地对随行的秘书说：“这一趟收获不小，一是为退伍兵找了出路，二是北大荒确实是大搞农业机械化的用武之地，三是一辈子就会两件事：打仗、种地。如今朝鲜停战，我也年近半百了，就带大伙种地去！”
返回北京，王震安排部署了在福建南平建鹰厦铁路工程指挥部的有关事项后，又于9月间匆匆北上，专程来到边境小城密山县。该县领导就着地图向王震详细地介绍了松花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完达山南北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地区有1000万亩可垦荒地的情况。王震抑制不住兴奋之情，连忙从密山县城赶到第5师驻汤原县营地，急切地对余友清说：“铁道兵部队的复员转业官兵到北大荒办农场，铁道兵党委已作出决定了。现在，你先带一支精干的先遣队到密山、虎林一带去进行实地勘察。今年冬天部队就进去，明年好开荒生产。记住！你们5师是打头阵的，得搞个样子，后来的要按你们的脚窝子走，要大发展，要‘母鸡下蛋’……”次日，余友清就带领先遣队出发了。时隔不久，当他返回把其在完达山南麓等地调查发现大片可垦荒地的情况向王震作了汇报后，王震高兴地说：“好啊，有这么大的荒原，我们可就有用武之地了。”遂当即决定先在虎林建立农垦基地，由余友清负责。
1955年元旦，以余友清为场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部队农场”在密山县正式成立，它是在北大荒建立的第一个军垦农场，拉开了我国大规模开发北大荒的序幕。当年，该农场即开荒14万余亩，其中人拉犁开荒4.65万亩；播种近4万亩，粮豆总产量3383吨。
1978年以后，由于国家对上山下乡政策做了重大调整，下乡人数急剧减少，大部分中学毕业生被允许留在城市，等待升学和就业机会。国家为改变上山下乡做法所做出的努力，还使一批在农村插队落户多年的老知青终于返归城市，但是，当这些青年为自己的归宿庆幸不已的同时，大部分原先下放到农村的青年仍旧滞留在当地，他们继续为自己的命运而苦恼。当时，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还比较困难，各大中城市无不受到沉重的就业压力，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近1000万下乡知青的返城和就业要求。结果，1979年前后，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的事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把它称为“爆炸性的问题”。由于各地知青都把“返城”作为基本的诉求，所以这次席卷全国的风潮又被称为“知青返城风”。
1979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接见了丁惠民等10名请愿代表。王震殷切地期望农场知青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把眼光放大一些，放远一些，立志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王震的讲话内容当时没有公布。一个月以后，当上海市发生了知青为返城卧轨拦阻火车的事件时，才在各大报纸上以《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景洪农场丁惠民等同志——勉励知识青年奋发图强建设边疆》为题，披露了讲话的若干要点。
１９６０年代中期，血腥武斗遍及中国大地，恰如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沉痛总结的那样：“事实上，全国各城市都发生了武斗事件，可以说无一例外。”毛泽东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也曾对美国人斯诺说过：“１９６７年７月Ｊｕｌｙ和８月Ａｕｇｕｓｔ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重庆武斗，只是这“天下大乱”里的一隅，但从这一隅，多少也能窥见这“天下大乱”的部分本质之所在。
１９６７年夏至１９６８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重庆见于官方记载的武斗，有３１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２４次，死亡６４５人。这个数据自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官方并没有对武斗做过完整的调查统计。具体到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专门研究该墓地的陈晓文据碑文落款辨识统计，“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１９６７年６月开始，最晚的到１９６９年１月结束。造墓立碑的高潮在１９６８年。”１９６８年，恰恰正是文革武斗发展到巅峰且即将迅速落潮之际。依据碑文，陈晓文还推算了墓园内具体埋葬的武斗死难者数目，认为“这座墓园大约掩埋了４０４名武斗死难者。”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根据陈晓文的统计，“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竟达５８。９％，２６岁以上的也达４６。５％”，这意味着，墓园内虽埋葬有红卫兵，但他们并非主体，将该墓园称作“红卫兵墓园”并不准确——“红卫兵”通常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既包括“文革”初期以高于子女为主体、集中出现在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包括各地方党政干部仿效北京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包括一度受“官办红卫兵”打压，后又受到毛泽东支持而逆转的“造反派红卫兵”。该墓园比较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
“红卫兵墓园”这个名称，源自２００９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该墓园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的命名。据参与命名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吴涛回忆：“我们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２０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两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为什么不使用更准确的“武斗墓、文革墓”呢？不得而知。但这个不准确的命名，却恰恰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今人对当年那段历史的一知半解与欲语还羞。
大规模武斗与造反派内部分裂、争权有极大的关系
沙坪坝“武斗死难者墓园”里埋葬的，主要是当年的“八一五派”，其敌对势力是“反到底派”。两派的由来，按当年“八一五派”政委周家瑜的说法，“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８·１５’两派，原来属于‘８·１５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１９６７年２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８·１５’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８月１５日，周家瑜等率重庆大学、重庆师专附中等校学生４０００余人，前往重庆师专，与当时的重庆市政府支持的文革组织对峙到深夜。８月２６日，为纪念这次对峙，周家瑜等将重庆大学的造反组织命名为“八一五战斗团”。按周家瑜、郑志胜等“八一五战斗团”骨干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起来造反，与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在８月２日被市委支持的文革组织迫害致死有莫大的关系——“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９日中午，他（周家瑜）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郑志胜则说自己“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缘于郑思群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周、郑等人的说法，或许是确切的，郑思群在主持重庆大学期间确有令名。但必须看到，即便没有郑思群的死，类似“八一五战斗团”这样旨在向市政府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也必然会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重庆出现。８月５日，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已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何其毒也”；８月８日，文革的纲领性文件“１６条”颁布全国，明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８月２２日，中央又出台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令的规定》。至此，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向各地方党政干部及其支持下的官办文革组织（包括官办红卫兵组织）夺权，已是大势所趋。周家瑜们在８月２６宣布成立“八一五战斗团”，显然与上述中央文件的号召有莫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伊始，绝大多数地方省委、市委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吴德就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１９５５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１１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其基本应对措施，一是效仿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发起由自己的干部子弟主导的地方红卫兵组织，二是由党组织在每个省、市、区乃至学校组织起各种“官办造反派”，其造反对象，则继续沿袭反右的逻辑——高级知识分子郑思群就是在这种反右逻辑下被“官办造反派”迫害致死的。这些组织从经费、办公地点到人员的安排，全都受到党委支持，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各级党委政府的作用。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其应对之策，是动员另一批造反派起来，把这些“官办造反派”（当时被称作“保守派”或“保皇派”）打下去。
但重庆的大规模武斗，并没有发生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大约在１９６６年底１９６７年初，造反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打垮了保守派（保皇派）。重庆也不例外，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里就说得很明白，“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晚，沙坪坝区１２个造反组织夺取区委、区人委权力，成立‘沙坪坝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而“红卫兵墓园”内“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１９６７年６月开始”。血腥的武斗更多地发生在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其分裂的原因，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在奉命“支持左派”的当地驻军的支持下，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２６日，以“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完成了对重庆市委和市人委的夺权，２月８日，４６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宣言成立了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对这次夺权的合法性持有不同意见的一批造反组织宣布退出夺权，并攻击这次夺权是“黑市委的阴谋”，围绕着对革联会的态度，重庆的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各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为首，前者支持革联会，后者反对革联会。两派都宣称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动枪动炮动坦克的背后，有高层的鼓动和支持武斗从文革一开始就存在。但大规模的武斗，一直到１９６７年７月才开始出现，重庆也是如此。即便“八一五战斗团”分裂成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彼此势不两立冲突不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派也并没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转折点出现在１９６７年的夏天。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武斗之风在区内蔓延，是从该年５月开始的，“５月２３日，两派群众组织在大坪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动用钢钎、铁棒、匕首。是月，……石油学校、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等单位均发生武斗。”到６月份，武斗规模已经较大，据《四川省志》，６月５－８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但升级到使用枪、炮、手榴弹等武器，则始自７月８日的红岩机器厂武斗；７月２５日，重庆工业学校武斗中再次使用了枪支。其后，全市范围内持续出现“抢夺”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弹药的事件。到８月，重庆的武斗达到高潮，坦克、高射机枪、改装炮船等除飞机之外的一切军事装备，全部出现在武斗当中，参战及支援人员动辄上万。
重庆武斗之所以在１９６７年夏急骤升级，与高层此一时期的政策有莫大的关系。该年７月，毛泽东亲赴武汉处理当地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激进派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保守派则反之，且得到了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的支持。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武斗不断。保守派人多势众，有军队支持，在武斗中常占上风；激进派人数虽少，但有“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也拒不退让。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披露，毛泽东的立场是明确支持激进派，但毛泽东亲临武汉，并未能够扭转局势，相反，在７月２０日发生保守派大举出动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事件（通称“七二０事件”）后，毛泽东当晚“悄然乘专机到上海”，王年一评价说：“被迫离开一地，这是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七二０事件”的第二天晚上，江青在与河南造反派谈话时说道：“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此前的５月份，江青接见安徽红卫兵，还说过“小青年，爱玩枪，玩一下也没什么关系”，这些话，无疑都是对武斗的鼓励。８月９日，林彪又说：“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具体到武斗中枪炮弹药的来源，据曾亲历成都武斗的学者徐友渔回忆：“到了１９６８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入‘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分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徐友渔，《我亲历过的武斗》，载《自由的言说：徐友渔文选》，长春出版社）重庆“八一五派”受到军队的支持，其武器来源大概与徐友渔所说大同小异；“反到底”的武器来源，据其领袖人物李木森回忆：“重庆的军工厂里有的是武器弹药，特别是在我们军工井冈山控制的厂里，成品库房里的枪是现成的。”
当时重庆地区从部队流散出去的武器究竟有多少？迄今未见统计数字，但可参考《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的一段记载：“１９６７年９月９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沙坪坝区支左部队开始收缴各造反组织非法夺取的武器和车辆。至１０月底，共收缴各种枪支２７７８支，子弹１１万多发，炮１０９门，手榴弹９８３１枚，各种机动车辆６７架”。仅沙坪坝区即有如此规模，整个重庆市的状况，可想而知。
